范子军

    作为交通执法人员现场执法的补充，“电子眼”对违反道路交通法规行为进行监督并留下处罚依据，具有一定威慑力。然而，近年来有些城市、道路将交通“电子眼”外包给企业建设经营。以成都为例，“电子眼”外包企业收益达39%。人们担心，作为执法依据的“电子眼”外包给了私营企业，执法还能公正吗？（《新京报》8月23日）
    监控电子眼一度被视为“天眼”，这一高科技时代的产物，可以让任何违规违法行为“尽收眼底”。然而，如今看来，“电子眼”也会被金钱所蒙蔽、受利益所左右，有时候“看到”和“道出”的同样可能与真相大相径庭。
    成都鄢姓市民投诉的情形显示，去年曾收到两张违法处罚通知单，证明他驾驶爱车在15秒钟内跑完了3.6公里，速度达到864公里每小时，实在叫人不可思议，莫非电子眼也会“看走眼”？置身于电子眼布下的“天罗地网”中，此等情形显然叫人防不胜防，只能坐等不期而到的罚单。
    这一切自然而然地让大家指向其背后的“外包执法”，尽管当初囿于行政执法资源的匮乏，外包尝试得到有关方面的首肯，也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一个简单的道理是，权力只要跟利益挂上钩，难免会游离公正的轨道，即使是那看似铁面无私的“电子眼”，同样可能成为“势利眼”，只要存在人为操作的因素，都有沦为牟利工具的可能。
    外包没有原罪，借助社会、民间资源加强执法原本无可厚非，问题在于，外包不应该放手不管，更不能将执法权拱手交给企业。一方面，跟收费公路类似，必须约定合作方收回投资并有一定收益后的退出期限，而不能让权宜之计的外包沦为无限期的执法权出让；另一方面，执法部门要将执法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不能容许对方为利益最大化而做手脚，损害执法公正和公平；尤其关键的是，要建立透明公开的监督机制，将“电子眼”的监管执法置于第三方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机制，遏制和避免发包和承包双方合谋枉法牟利。
    因此，在“电子眼”执法监督已经全面推开，外包执法模式普遍推广的情况下，必须尽快建立和完善外包退出机制和社会监管机制，不能允许被利益蒙住的“电子眼”“睁眼说瞎话”，成为有关方面钻空子、谋私利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