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涤明

　　受贿者落马，行贿者是否也应该追责？近日，有网帖反映广东韶关始兴县连续两任水利局局长因受贿落马，巧合的是，行贿他们的有一名是该县政协委员。如今两任水利局局长都身陷囹圄，而这名政协委员却至今未被追刑责。（《南方都市报》5月26日）
　　行贿者不被追究刑责，一定程度上好像已经是一种惯例。按理说，行贿与受贿是对应关系，有受贿必有行贿，刑法对行贿罪也是有明文规定的，但司法案例中受贿者被诉获刑远高于行贿者，证明司法对行贿一方存在“网开一面”的情况。这个问题合不合理，笔者认为，具体情况应具体分析。
　　首先，行贿的情形不同，性质亦有不同。一种是主动型，比如赖昌星案；一种是被动型，受贿人事先索贿或暗示索贿，另一方不敢不行贿；也有主动与被动兼具型的，受贿方不一定主动索贿，但因为某种潜规则，不行贿办不成事，行贿行为很大程度上为环境所迫。地产商人王石因“我的符号是不行贿”而在业内独树一帜，反证的则是潜规则流行之甚。
　　其次，行贿人如果可以成为“污点证人”，理所当然应该获得从轻发落，比如减罪免罪。尽管我国法律并没有“污点证人”的概念，但我认为，任何一种司法都不会排斥“污点证人”这种法理逻辑，而我国法律亦有揭发指证他人犯罪属于立功行为，而立功可以减轻或免于刑罚的规定。那么，对有些行贿者减轻处罚或免追刑责，既合乎情理，也符合法理。
　　“污点证人”也好，指证他人立功也罢，几乎是侦破、审理贿赂犯罪不可或缺的路径。行贿受贿行为具有高度的隐秘性，基本都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那么司法机关欲获取证据，很多时候离不开行贿人的配合。而以从轻或免罪作为“交换”，鼓励行贿人主动交代、指证受贿人的犯罪事实，不管法律如何规定，这种与西方“控辩交易”相似的情形，都是合理的。法律体系虽有不同，但任何法理，本质上说无外乎逻辑上的合理。
　　对某些行贿人网开一面，不但能够帮助司法机关尽快认定犯罪证据，提高办案效率，还能节约办案成本。而在当前权力寻租猖獗、某些权力者贪婪成性的大背景下，很多行贿行为不能不说具有一定程度的受害性质。
　　当然，在不涉机密的情况下，行贿人免于被追究刑责这个问题应该尽可能透明化，以接受社会监督，至少是应该有合理解释。始兴县政协委员贿赂两任水利局长，不被追究刑责却无任何说法，难免要引发舆论质疑。同时也要避免造成“行贿有理”的错觉，行贿人纵然立功，应该只能从轻，而不能一味免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