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建
 
    西安的令女士购物时苹果手机被偷走，通过定位系统她确定自己的手机位于北京的一家手机维修服务部。警方在与服务部联系后，两名警察连夜乘火车赶赴北京，辗转2400余公里。在确认该手机为令女士所丢失的那部后，警方将手机取回送还失主。（《华商报》12月17日）
    在丢手机几成寻常事、而相关职能部门未必事事上心的当下，令女士的“苹果追回记”，在网友眼中可谓传奇。公众的叹为观止，用当事派出所的话说，“那是因为对公安工作不太了解，只要有破案条件，无关案值大小，公安机关肯定会义无反顾，替群众挽回经济损失”。
    这个解释，显然会错了意。一部苹果手机，且是有购买记录的行货，其案值未必就比外国友人的自行车或者专家学者的电脑包来得便宜。公众之所以“拍案惊奇”，无非在于以下两个层面：一者，丢苹果手机或其他高价智能手机的公民，不说不计其数，起码数量确实不少。更多网友在跟帖吐槽，说明明也能追踪到自己遗失的手机，但奈何职能部门消极介入，要么以“没有绝密资料”为由拒绝去追，要么以警力不足、手头还有更重要案件为由晾在一边，推诿扯皮的多，当真较真的少——于是，以两个警员的配置、千里搭车追“苹果”，怎么看都像科幻大片。
    二者，既然当事人可以提供证据证明手机是其所有，且北京方面也基本能证实落在维修点的手机有“赃物”的嫌疑，那么，只要将相关证据做好电子举证与比对工作，几个传真或邮件能解决的事情，需要麻烦本就很辛苦的“警察叔叔”双双赴京吗？苹果手机，又不是有暴力倾向的洪水猛兽，如此“亲自抓捕”，可能还不如20块钱的快递来得经济迅速。尽管结果一样皆大欢喜，但有没有办案成本最低的更好选择呢？换言之，程序不繁杂、细节不复杂、牵涉人员也很少，来龙去脉一目了然的事情，真有必要如此兴师动众吗？
    我们当然感动于职能部门的作为与努力，但更担心的是，在一个手机遗失率越来越高的年代，如此高调的“追机”行为，一旦在其他公民身上丧失了可复制性，那么，“警察千里追回手机”中的正义与公平价值，必然要被现实所稀释。从这个意义上说，令女士手机的幸运，如果不能带给其他手机丢失者稳固的追回预期（前提当然是也能追踪定位），那么，今日的佳话可能反倒难逃“作秀”或“背景”的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