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评论员  姚文晖

    近日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吴晓青一行在广东调研环境空气质量新标准的监测实施情况，并为广东大气超级监测站揭牌。吴晓青建议，广东在PM2.5监测预警方面要积极与气象部门开展协同研究，希望未来可以像发布天气预报一样发布PM2.5预警信息。（《南方都市报》11月15日）
    “PM2.5”这个空气质量专业名词第一次进入公共视野，始于去年北京深秋的一场大雾。自那时起，绝大多数国人才知道，原来国内空气质量监测标准比国际通行的标准要低得多，有关部门每天通过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体发布的空气质量指数，什么“优”、“良”、“轻微污染”……都是基于“PM10”这个低标准。换言之，部分城市空气污染的真实状况一定程度上被低标准掩盖了。
    平心而论，在空气质量监测标准备受质疑之后，环保部门回应民意的动作还是比较迅速的。今年2月，新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正式将PM2.5纳入空气质量监测指标。环保部表示，在2016年1月1日前，全国所有地区都将开展PM2.5监测；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以及各省会城市的监测，则从今年启动。应该说，这些举措顺应了民心。
    吴晓青副部长希望未来可以像发布天气预报一样发布PM2.5预警信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发布PM2.5预警信息，意味着当空气中的PM2.5浓度达到或超过某个极限值时，环保部门和气象部门将向社会发出警报，提醒民众采取必要的措施加以防范，比如减少外出、停止户外作业等。这和高温预警、地质灾害预警的意义是一样的，均是旨在减少极端恶劣自然现象对民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造成的伤害。
    然而，吴副部长的这个好建议，或者说“希望”，若要真正落实为像天气预报一样的常态化安排，还需要几个前置条件。其一是，PM2.5监测数据必须真实准确。这里涉及到两个问题：首先，诚如吴副部长所言，“绝不允许对监测数据进行修改，或掐头去尾、弄虚作假”；其次，监测选点要科学合理。此前《人民日报》曾报道南京的3个空气质量国控监测点设置在草场门、玄武湖和大学城，被市民质疑选点“太生态”。广州市的PM2.5监测站，有两个是内环线车流量大的“路边站”，这样的选点显然更能够反映城市空气质量的真实状况。
    其二是，PM2.5预警必须突破类似于以往高温预警的“39度潜规则”。有环保专家称，PM2.5预警并不存在技术难度，至少可以提前36小时发布相关信息，但需要综合考量社会成本。这里的“社会成本”是指，发布预警信息后，有可能造成工厂停工、学校放假、商店关门等，万一信息发布不准确，带来的损失不小。其实这是一个观念问题：发布PM2.5预警信息有可能损失GDP，但人们追求GDP又是为了什么？想清楚了这个问题，所谓“社会成本”就不会成为PM2.5预警的掣肘。因此，必须从制度上确保PM2.5预警不会遭遇“天花板”。
    其三是，有必要改良我们的环保政绩评价体系，这是实现PM2.5预警最根本的制度保障。现在人们有一个共识，即环保必须与官员的乌纱帽挂钩，但怎么挂钩大有讲究。发布PM2.5预警信息，意味着某地空气质量已经到了相当糟糕的程度，但比空气质量糟糕更加令民众不能忍受的是真相被遮蔽。10月27日，北京遭遇今年入秋以来最大雾霾天气，全市各地的PM2.5浓度值均超标3倍之多，可北京市民并没有怨声载道，原因很简单：遍布北京市内的35个空气质量监测站点及时发布了PM2.5指数。是如实告诉百姓一个“坏”的真相，还是刻意制造一个“好”的假象？一个科学合理的政绩评价体系可以督促官员作出正确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