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建

    近日，一则《温县警车遇交通事故见死不救开溜》帖子在网络流传。温县公安局回应称，当事民警因要到广东出差办案，又现场观察两名伤者肢体反应明显，所以未予救助即离开现场。目前已对当事民警记大过处理，辞退涉事协警。（5月18日中国新闻网）
    见死不救冷血到底，回应解释却是“脉脉温情”。短短数小时，跟帖数万。谴责不是一味的道德抒情，而是惊诧于负有救治义务的公职人员竟如此狠心。即便有了官方回应，诸多细节迄今仍是谜团：譬如当事网友表示“多次拨打110无人接听”，是否真有此事，又或者报警系统是否存在疏漏，无从得知；譬如当事警察以“我们是温县的”为由拒绝救治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尽管官方回应增加了两个前提，一是“确认已打110报警和120救护”，又现场观察两名伤者肢体反应明显，二是“加上要立即到广东出差办案”——但“管辖说”是不是拒绝救治的主因，未可知晓。
    不管怎么说，放任公民处于危险境地而疏于救治职责，是无可置喙的事实。而事实席卷起的公权作为之疑，可能比拒绝救治本身更让人心冷。遗憾的是，类似事件已经不是孤本。
    就在舆论纷纷建言将公民见死不救行为纳入法治惩戒体系的时候，负有职能义务的公职人员却屡屡袖手旁观，比照权责对等逻辑，该当何责呢？《人民警察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人民警察遇到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侵犯或者处于其他危难情形，应当立即救助。”可见，及时施救是无条件的、是不应有“着急办案”等托词推诿的。眼下，警察见死不救，正牌的停职记过，等风声过了，依然固我；临时工大不了辞退，反正不愁找不到替补。但问题是，警察见死不救，已经涉嫌违犯刑法，对于事实确凿又后果严重的行为，完全符合玩忽职守罪的特征和构成要件，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的玩忽职守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事实上，对警察见死不救追究刑责，早有司法判例。1999年5月12日，河南省项城市新桥派出所副所长赵绍光路遇车祸，见死不救，致使一名伤者因得不到及时抢救而死亡。法院以玩忽职守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遗憾的是，类似判决难有延续，基本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着急办案”不能成为免除刑责理由。法律上的职务责任守住了对生命敬畏的底线，社会与公众的道德逻辑才会不至于一直处于“缺氧”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