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龙贵

    这是一名普通外来女工的故事。她来自一个国家级贫困县，高中毕业南下打工，每天工作11个小时，收入随着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而提高。今年1月，她在厂房的卫生间里撞破头，因为事关600元“全勤奖”，她自服止痛药，忍痛工作了3天，坚持到休息日才去医院，检查后发现是脑出血。一周后，她停止了呼吸。（《南方日报》2月27日）
    她叫杜娟，生前在位于深圳龙岗的福群集团辖下工厂打工。再过两个月就是杜娟24岁的生日，这是这名看上去面容稚嫩的未婚女工南下打拼的第五个年头。或许在这5年中，她更常用的一个称谓是“080229”，这是她的工号。在以原子化状态生存的庞大的打工者群体中，杜娟是可以忽略不计但又颇具代表性的一个：夜以继日的高负荷劳动，并没有换来体面的生活，她们的苍白青春里，没有理想和向往，只有身体和心灵的双重麻木。
    如果人是一种没有感情的动物，那么我们会毫不犹豫地给出这样一个判断：杜娟应该为自己的死负上很大的责任。生命何其宝贵，怎能如此轻率？为了区区的600元“全勤奖”，搭上一条性命，又是何其得不值当？但是如果我们知道，杜娟辛辛苦苦地打拼5年，至今月收入才只有2400元，而这2400元在一个现代化大都市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就会知道这种想法很无耻。不是这600元本身有多重，而是对她来说太重了，重到可以拿自己的健康去赌一赌。
    轻率的决不仅仅是杜娟这样的底层劳动者，更准确地说，杜娟的轻率其实源于看上去非常科学、非常现代的企业管理文化。无法回避那个间接造成杜娟死亡的“全勤奖”，按厂里的规定，“全勤奖”的日期范围包含了春节，在此期间请假不能超过3天，这意味着选择回家过年的工人肯定拿不到“全勤奖”。宪法规定劳动者有劳动的权利，同时也有休息的权利，春节作为法定节假日，劳动者理应获得休息的权利。所以，显而易见，这是一条有违法性质的奖罚制度。然而在劳资双方语话权严重不对等的现实下，无论是劳方还是资方都默认了这条规定的存在合理性。这正是最大的悲剧所在。
    对资方而言，我额外拿出资金来奖励员工，何罪之有？而对劳动者来说，在微薄的收入面前，600元的“全勤奖”无异于天上掉馅饼。殊不知，这条看上去“愿打愿挨”的制度实际上已经隐隐透露出为生命标价、为健康进行悬赏的残忍意味。利益之上还有法律，法律之上还有道义和人性，不能因为这是一种可以自主作出的选择，就无视最起码的伦理底线，更不能以所谓的管理之名，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对劳动者的生命健康权进行隐形的伤害。
    在这个600元的“全勤奖”的背后，我们得以窥见这样的事实：企业道德血液的严重流失，以及劳动者权益保障体系的匮乏。类似“全勤奖”这样缺乏基本人性关系的制度规定，在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并不鲜见，但很少有工会组织或相关职能部门提出异议。杜娟之死虽有意外但更有其必然性，然而企业并没有去认真反思自身的管理弊端，反而在那扇卫生间的“门”上大做文章，试图将其归咎为个人原因。这显然不是一个有良知的企业应有的作为，更难以杜绝类似悲剧的再次发生：今天是杜娟，明天又会是谁？
    600元的“全勤奖”之于杜娟，是一种生命不可承受之轻，正处青春美好时节，便撒手人间，这样的离开太过悲情和廉价。600元的“全勤奖”之于杜娟所代表的打工者群体，又是一种生命不可承受之重，在这样的生存境遇面前，她（他）们又有多少可以选择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