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士兵
   
    “3 月1 日，广州市将恢复婚检”，在日前召开的广州市卫生工作会议上，该市副市长贡儿珍透露了这样的消息，并表示这项服务不仅针对户籍人群，还有常住人口，目的是更加重视优生优育工作。（2月23日《羊城晚报》）
    终于又看到有地方恢复婚检了，相信这一举措，又会引起一番广泛而又激烈的争议。中国在2003年10月取消强制婚检，当时被赋予太多意义，诸如尊重人性、自由、权利之类的溢美之词，都曾被拿出来往这件事上套。然而，仅仅两年以后，黑龙江省就率先恢复强制婚检，当时一石激起千层荡，招致种种批评，或是被指斥是“制度倒退”，或是被质疑为“变相谋利”。然而，这些声音并没有改变社会对取消强制婚检带来的危害进行反思，新生儿先天性缺陷增多就是重要原因。
    其实，在三年前，广东就开始酝酿恢复强调婚检。在2009年广东省“两会”上，有人大代表建议广东应先行实施强制免费婚检。现在，这种建议在广州市终于落地了。对于强调婚检是否有悖法律这个问题，很容易厘清。尽管当年在《婚姻登记条例》中不再有要求强制婚检的条目了，但是，在《母婴保健法》还是保留着相关要求。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按照“法”大于“条例”的精神，恢复调制婚检当然可以获得制度支持。
    还有很多人会拿“婚检”和“孕检”来进行比较，认为婚检作用被过度神话了，强化孕检才是最务实的做法。这个观点表面看起来，是很容易获得支持的。然而，客观事实表明，在失去婚检这种预防残疾和缺陷婴儿出生的第一道防线之后，情况不容忽视。
    最重要的是，婚检与孕检的区别，从来都不简单只是个生理体检问题。男女双方在婚前彼此不能拥有对方身体健康的知情权，会孕育出种种社会问题。过去人们总会说，强制婚检是小好处，取消能有大自由。可是，这种过度注重个体私权名义下的自由，会不会让其他人或者社会支付更大代价呢？
    这里简单例举两件事例。不久前，媒体报道南京某高校29女博士婚前很欣赏丈夫传统矜持，然而，平时从不越雷池半步的“君子”在婚后被发现是性无能，这位女博士最后只能被迫选择离婚；就在前几天，还有消息说，一对“闪婚”夫妻在登记后，丈夫才发现妻子是艾滋病患，无奈之下诉诸法院要求离婚。很显然，如果有婚检这样一道过滤器，这样的社会悲剧，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
    中国婚姻发展到今天，绝不再只是一件生儿育女的事，而是维系着幸福情感的一种家庭模式，更是维护社会自由与公共安全的一条纽带。强制婚检对个人自由实现当然不是最好的，但在孕检无法真正代替婚检测综合功能的情况下，谁又能轻易否认，恢复强制婚检本身赋含着特定的纠错价值，是对更大自由与安全的一种负责之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