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灵
   
    《2011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58.3%的捐款都流入政府、慈善会及红会系统中，只有1.3%捐款到了慈善会之外的社团、民非和福利院，而即使在这1.3%的捐款接收部门中，仍不排除有政府背景的公益组织。（2月6日《京华时报》）
    近六成的慈善捐款都流入政府、慈善会及红会系统，很容易引发公众的慈善焦虑。这是因为，公众理想中的慈善格局，应当是由民间的草根慈善组织主导——由于这些草根慈善组织是自下而上生成的，通常具有严格的制度约束来保障公众捐助的善款，能够在公开透明的运作过程中真正被用于慈善事业。
    可现实恰恰相反，当越来越多的慈善捐款流向包括政府在内的具有强烈行政化色彩的机构或组织时，说明民间的草根慈善组织正面临着这样或那样的生存困境，由于自身难以壮大甚至不得不“求生存”而无法吸纳到更多的慈善捐助。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例证就是，广东东莞一家名为坤叔助学团队的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在以“东莞千分一公益服务中心”的名称申请登记注册时，却被东莞市民间组织管理局认为“千分一”这一名称可能让公众误解为“硬性摊派”、“强迫捐款”，违背了慈善自愿的原则，导致其连续7年6次申请“转正”均受挫。
    管中窥豹，民间慈善组织的生存困境由此可见一斑。追根溯源，之所以民间慈善组织生存如此困难，是因为按照目前的政策规定，诸如慈善组织等公益性组织在登记注册时，要实行“双重管理体制”，即除了民政部门之外，还必须找到一个业务主管单位。由于业务主管部门通常为政府部门，这种管理体制实质上意味着，即便是民间慈善组织，其“生杀予夺”的权力最终还要掌握在政府手中。
    这种情况下，一些民间慈善组织，即便能够找到“挂靠”的政府机构得以生存和发展下去，其也很容易因为这重行政管理关系而失去了“草根性”，以及这背后的公开性和透明性，沾染上行政化官僚化的弊病。从近年来一些具有强烈官方色彩的慈善机构极其不尽如人意的表现来看，其由于过度行政化和官僚化所带来的体制性弊病，有很多时候对慈善事业的伤害是致命的，郭美美三天毁掉红会一百年就是最好的佐证。
    从这个意义上讲，慈善捐款“逆向流动”，不仅是一个慈善捐款由谁来主导分配的问题，而是慈善事业是否按照公开透明的基本原则健康发展的问题。事实上，人们之所以愿意从事慈善事业，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公众能够通过制度化的捐助感受到互助的温暖，也就是说，慈善若要吸引公众的参与热情，必须有一种公开透明的制度机制来保障这种互助的温暖不因层层不透明的运作而被降温。
    看不见慈善捐助以公开透明方式运转的普通民众，其善心要么就被制度扼杀在“只是偶尔想想”之中，要么就会对慈善组织的行政化抱以更高期许，在客观上为慈善组织的行政化推波助澜。可我们早已知道，慈善事业由政府来做并不比社会做得更好，因为由公民社会发育出来的慈善事业，不仅具有牢固的群众基础，更是公众信任慈善制度的力量源泉。一句话，慈善事业需要在社会中发育，而不是靠政府来主导，这其实也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对慈善捐款没有更多流向民间慈善组织而表现出莫名焦虑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