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结 画

吴江
 
    1月5日，针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标准偏低的疑问，财政部教科文司副司长孙光奇回答网民提问。孙光奇称，营养午餐的标准要与目前的国情相适应，3元钱的标准是经过反复研究考虑的，希望各方面能够理解。（《今日早报》1月6日）
    客观地说，3元钱营养午餐究竟是多是少，的确不能一概而论。笔者去年暑期去过一个四川南部山区的乡村，那里的学生每日上学要翻山越岭好几个小时，而因为家境不好，有的学生放学后还要帮人放羊来补贴家用，虽然每天放羊只能赚到1块钱，但对于这个家庭来说，却是相当重要的收入来源，3元标准的营养午餐，对于这些地区的孩子来说，不仅仅名副其实，甚至可以称得上是美味佳肴了。
    可见，对于真正意义上的农村困难学生来说，3元营养午餐标准，其实并不算低，如果真的能够补贴到这些学生头上，也的确有望营养一代孩子。更何况，既然是对困难学生的营养补贴，应该建立在困难学生的需求基础上，而不必非要去和富裕地区或是城市孩子的伙食媲美，假如用于救穷的补贴，反而被搞得非锦上添花不可，倒是多少显得错位，不仅会导致财政难堪重负，成了肥肉的补贴更难免遭人惦记。
    相比3元营养午餐标准的高低之争，这3元钱是不是真的能补到困难学生的头上，其实才更为关键。即以笔者去年暑期所拜访的四川山区小学为例，对于免费午餐能否真的落实，连当地师生也普遍持怀疑态度，因为他们所在的学校并非公办，而是村里通过筹资和外界捐资办起的学校，甚至连合格的办学资质都成问题，各种义务教育政策都与之无关，对“营养午餐”他们也并不抱太多希望。
    此外，“营养午餐”计划的实施，当然也离不开必要的组织和运作，这些当然也需要成本，这些成本从哪儿出？会占去多少经费？按照3元标准划拨的每年160多亿专款，会否遭遇层层剥皮，会否一路上跑冒滴漏，最终花在孩子头上的能有多少，也同样令人担忧。在这方面，国外其实已有类似的教训。例如，印度早在1995年便启动“免费午餐计划”，该计划2002年由印度最高法院下令推广到全国，每年印度政府为此投入的经费在20亿美元左右，这也是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最大的学校免费午餐项目。但项目执行过程中暴露出的制度缺陷，2005年，警察一次性查获了从国家仓库贪污走的“免费午餐”项目专用的8辆货车，上面装载了2760袋大米；2006年，某村居民指控当地老师集体贪污和挪用了“免费午餐”；2011年，国大党领袖拉胡尔甘地指控反对党挪用经费，致使一些学校有3个月未能享用到“免费午餐”。此外，台湾版的“免费午餐”也爆发过丑闻，新北市“校长集体向营养午餐业者索贿”案，导致十余人被收监。有这样的了这么多前车之鉴，中国版“营养午餐”当然更需避免重蹈覆辙。
    一言以蔽之，3元钱的确不多，但目前来看，这点涓涓细流对于乡村困难学生而言已是弥足珍贵的甘露。从这个意义上说，相比争议3元的多寡，如何把这3元钱用好，其实更为关键，而这显然更需公开透明的机制来加以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