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涤明

　　在温州打工10多年的黄庆红，半个月前就开始到车站窗口买回乡的火车票。结果，接连几次都收到同样的答复：车票已被网络售票和电话订票抢光了。1月3日，初中都没毕业的黄庆红，在失望之余，提笔给铁道部写了一封1000多字的“诉苦”信。次日，这封信矛头直指铁道部的信件见报后，引发社会强烈关注。媒体为他买了回渝飞机票，但他仍牵挂买不到火车票的工友。（1月6日《重庆晨报》）
    　　网络售票是利用技术手段减少购票成本，提高效率之举，体现着社会进步；然而，社会在进步的同时却不能丢下每一个群体，我们必须要等一等像黄庆红这样的同胞兄弟们。
　　    上海铁路局方面称，他们早就认识到这个问题，推出了一些实惠举措，但农民工这个群体实在庞大，即便所有人不坐火车，全让给农民工，还是解决不了，铁路运力毕竟有限。农民工购票难的问题，可能不是铁路部门一家的努力能够解决的，它是全国旅客“一票难求”问题的一部分；然而这封“诉苦信”的启发意义仍然是不小的：第一，它提醒社会在利用先进技术手段提高效率的同时，要兼顾各个群体的利益，兼顾到公平；第二，来自各个群体特别是底层的声音，社会各方特别是政府部门，应认真倾听，给予足够的关注，避免其沉没，能够极大地降低社会进步的成本。
    　　一个时期以来，对《职业病防治法》的重新修订，《校车安全条例 (草案征求意见稿)》的公布，欠薪入罪法律的出台，以及《刑法》大修等等一些国家性动作，都标志着社会的进步；然而社会在这些领域中的进步，无不伴随着惨烈的代价，留下沉重的社会伤痛所换来的。比如，没有农民工“开胸验肺”事件，我们可能想不到修订职业病法规；没有那一群又一群孩子殒命于车祸，校车法规不会如此迅速提上日程；没有赵作等人的冤案，刑讯逼供问题不会受到现在这样的重视；没有司机“断指证清白”，“钓鱼执法”不知会流行到何时……在为社会进步而欣慰的同时，社会进步的成本也留给了我们无法抹掉的伤感。那么，降低社会进步的成本，以最小的或零的代价实现社会进步，应该成为一道课题。
　　    农民工一封“诉苦信”引发社会关注，底层声音幸运地避免了沉没的命运，不管现在有无能力解决所诉的问题，这种“避免沉没”的情况都应当成为一种常态；而关键问题还在于政府部门的“打捞”，只有政府部门与社会舆论一道关注底层声音，多一些良性互动，社会进步的成本才可能降至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