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四倍
    沸沸扬扬的李双江之子打人案有了新进展。9月15日19时，北京警方公布处理结果，公安机关决定对李双江之子由收容教养1年，已送交执行；决定依法对苏楠提请逮捕。（《北京晨报》9月16日）
     “李双江之子被收容教养1年”是一个怎样的结果？是一个能让当事者双方信服还是让民众满意的结果呢？这是一个问题。李双江之子打人案发生后，舆论的关注及评判让我们认识到了“儿子闯祸，爸爸受过”现象的社会影响，更让我们看到了公众对特权横行的忧虑，可以说，这种反思和认识是一种必须，也是社会舆情理性的反映。不过，当事情发展到“李双江之子被收容教养1年”时，我们的反问是，这是一个理性的结果吗？
    如果说“李双江之子被收容教养1年”的判决是一个抚慰民意和公众情绪的判决，在笔者看来，我们很可能正在从理性走上非理性，甚至是在走上反理性和背离法制的道路上。这是我们想看到的吗？应明确的是，对李双江之子打人案的关注当然离不开对民意的考量，但是，对法律机关来说，必须遵循法律的理性，而不能在迎合民意中迷失，更不能为了迎合民意而抛弃和自我放逐法律的精神。如果是这样的话，对社会的伤害更大，甚至比特权横行的社会更让我们感到忧虑和不安。
    在微博上，“连鹏”说，“不少人在我这儿骂，说“李双江儿子出事，你们说他太嚣张；被判教养一年，又说过严。你们有立场吗？公众知识份子别装大尾巴狼。”先说，我不公知，我无知。但我想回答：当初呼吁，是希望警方执法公平正义；现在批评，则期望程序也正义，不受舆论影响，无论怎处罚，都要走程序拿证据，以法服人，保障公平 ”。这样的观点充满了理性的光辉，但很容易被集体无意识所淹没，甚至被莫名的狂欢所掩盖，也正因为如此，笔者以为，应像反思特权霸道那样反思“李双江之子被收容教养1年”。
    笔者以为，对司法机关和权力部门来说，必须跳出极端思维，要么是对民意的熟视无睹，乃至成为特权的帮凶，要么屈从于民意，对民意的片面迎合成了对法律原则和法治精神的侵蚀。而对公众和意见领袖来说，同样应保持理性，既不能在在特权面前失声、失语，或为之辩护，成为社会的隐性“杀手”，也不能陷入无理性的聒噪中，对背离法律精神的行为无动于衷，或者潜意识地认同，陷入极端的民粹主义之中。
    正如刘昌松律师撰文指出的那样，即使李某真的满16周岁了，也不一定要采取拘留进而采取逮捕的强制措施。《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39条即指出：办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应当严格控制和尽量减少使用强制措施。由此观察“李双江之子被收容教养1年”的判决，恐怕很难让人满意——既不能让当事者满意，也无法让社会信服，更不利于社会理性精神的滋长和法律信仰的生发。
    “李双江之子被收容教养1年”背后的理性和非理性边界在那里？惟有像反思特权霸道那样反思“李双江之子被收容教养1年”，在笔者看来，才能找到答案和问题的解决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