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话题：走出“塔西佗陷阱”

   
    7.23特大铁道安全事故中,铁道部负责人称始终把救人放在第一位，并未宣布过停止搜救。绝没有实施掩埋车体，不存在销毁证据。然而公众仍一再质疑。中国红十字会捐赠信息发布平台试运行以来，公布的信息几乎每天都受到网友的质疑。
    公众质疑不断源于对有关部门的信任感缺失，这让“塔西佗陷阱”这个政治术语得到普及。古罗马的普布里乌斯·克奈里乌斯·塔西佗曾经这样谈论执政感受，其大意是，当一个部门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
   
     
   
   
   
   
  
   
   公示“不信任票”是走出“陷阱”之举

             朱永华

    昨日《京华时报》报道，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网站上发布了《关于青海省红十字会接收玉树地震捐赠款物及使用情况的公告》。同时，在青海省红十字会官方网站的捐助公示目录下，可查询到去年4月14日至今年6月30日通过转账、电汇、现金所捐赠的全部现金以及捐赠物资明细的相关情况。捐赠记录显示，今年7月以来（郭美美事件之后）很多人捐款金额在1元以下。
    很多年以来，红十字会在人们的心目中是温暖的爱心标志，人们看到标有红十字的捐款箱，总是由不得自己会走上前去，奉上一份爱心，寄希望这份爱心能够温暖需要帮助的困难家庭和孩子，但是，随着网络信息和舆论监督意识的提高，特别是红十字会“天价菜单”的曝光，像一根导火索一样引爆了公众对“红会”沉闷已久的猜疑，郭美美事件则更像随后的一枚重磅炸弹，将红十字会很多年封闭的堡垒彻底炸开，各种矛盾纠结在一起集中爆发出来，人们的猜疑加上红十字会含糊不清的辩解，使得这种疑虑迅速升温，将红十字会信誉陷入了最低谷，看似偶然，实际上则是封闭问题所发展的必然。
    值得欣慰的是，我们随之看到了国家红十字会面对公众及矛盾的积极态度，看到了国家红十字会勇于面对挫折的信心和决心，在国家各部委对公示“三公消费”犹抱琵琶的过程中，红十字会不仅大方的晒出了自己的账单，而且对于捐款账目的公开，更是力求做到最细化，尽管也有舆论批评公示的账目错误不少，某些查询还难如人意，但是像这么大而繁琐的一项系统工程出现某些录入错误应该说是在所难免的，某些属于技术性的功能问题也需要有个时间过程来完善，可喜的是这种勇于面对公众监督的精神，从本报道中我们也能看到，尽管很多人捐款只是一元甚至一分，而且是一种看上去显然是一张张“不信任票”，但青海省红十字会名没有刻意回避，而是一丝不漏的公示到个人，其所产生的开放精神远远大于公示数字本身的实际意义。这其实是在向公众传递一种积极态度，是难能可贵的忍辱负重。
    我们常常说，知耻而后勇，红十字会走到今天的处境，固然有公众的某些误解，但更主要的还是红会自己的原因，慈善事业本身就很敏感，树立良好的慈善形象非一朝一夕能够做到，但要毁掉却是举手投足之劳，公众捐出的一张张“不信任票”，其中却也包含着殷切希望，谁能说那一元一分的捐助不是对红会捐款账目公开的试金石，而红会不已善小而不为，如实逐名公布，经受住了这一元一分的检验，这让人们看到了走出“塔西佗陷阱”的希望。

     重建“大家庭”是走出“陷阱”的法宝
   
        一挥
   
    祖籍日本的美国学者福山在《信任》一书中认为，信任问题是各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一个信任程度非常低的社会将永远无法利用信息技术带来的便利。也就是说，信息时代的硬件进步并不能消除由“信任软件”落后所带来的陷阱。
    福山主要是从经济角度来研究信任问题的，比如，他看到了家族企业在“低信任度社会”中可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人事信任不足的作用。还看到日本的终身雇佣制，也有出于信任熟人的考虑。这为走出“塔西佗陷阱”提供了一种思路：把组织当家，把企业当家，将能摆脱信任危机。
   从某种角度说，当下的信任危机源于“大家庭”、“大家族”和“熟人社会”的破灭。虽然电脑、手机已经普及，却反而拉开了人们的距离，人们习惯于披着“马甲”说话，以短信的方式说短话。而许多官员、新闻发言人高高在上，不会像对家里人说话那样发言。为何有的官员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这种信任度不足与官民的熟悉度不足有关。官员如果对于公众来说是“陌生人”，不是亲民的、可以信赖的“家长”，那么公众自然就会对他们所说、所做的一切质疑不断。
    重建“大家庭”是走出“塔西佗陷阱”的法宝。对于领导干部来说，“把人民群众当家人，把群众的事当家事”，群众自然“会把你当家人”。面对“一家人” ，自然就容易讲真话。我想，如果新闻发言人们多到动车上发言，到事故现场发言，到群众家里发言，就不会遭到那么多的质疑。这是打制“信任软件” ，促进经济平稳增长的可行办法之一。
   
  
   
   
    
   
   
   
   

    走出“塔西佗陷阱”需打破垄断
   
   
         普嘉

     
    有人说，铁道部和中国红十字会需要重塑信任，以实际行动来取信于民。但信任就像一张纸。皱了，即使抚平，也再也恢复不了原样了……
    我想，要让“信任”这张纸恢复真正的平整，其实也并非无计可施，不过不仅仅是简单的用手“抚平”而已，需要还原成纸浆，通过物理或化学的方法进行重构。换句话说，需要下决心和勇气把铁道部和中国红十字会进行重构，而不是简单的完善，全新的铁道部和红会跟原来相比，有着本质的不同，涅槃之后也许能够得到公众信任，而重构的核心在于打破垄断。
    在中国想要从事慈善事业绕不过中国红十字会。法律规定，民间个人、公司或社团要从事公募性公益慈善事业，必须挂靠在红十字会下面作为二级专项基金，且没有独立账户和法人资格，资金使用受到红会的严格控制。募集款项都托管于红十字会账户上，真正有心做慈善的民间力量，需要突破重重政策限制。据5月7日中国青年报报道，公益人士为贫困学生提供午餐陷入困境。随着捐款的增多，民间公益组织不具备独立的法人身份，从法律上讲不能够公开向社会募集善款，面临涉嫌非法集资的嫌疑。既想要向社会募集善款搞慈善，又不想通过红十字会，真是左右为难。修改相关法律让中国现有的慈善局面大洗牌，打破红十字会对慈善的垄断，降低其他慈善组织的准入门槛，创造培育壮大其他公益组织的环境，允许更多的竞争和监督，人们才有理由相信红十字会，就算不相信还有别的选择，这样才不至于善心无处安放。
     红十字会一直以来透明度不高，正是基于其垄断地位，铁道部也不例外。作为计划经济的产物，中国的铁路系统曾长期实行所谓军事化或半军事化管理，并且拥有自己的公、检、法机构，还拥有自己的医院、学校，同时也拥有自己的企业。铁路交通事故屡屡发生显现出中国铁路系统运营管理存在严重问题。舆论除了强烈呼吁公开事故真相，更呼吁进行大力度铁路体制改革，拆分铁道部。财经评论家叶檀一针见血地指出：“尽快拆分铁道部门，让铁道部变成铁监会，成为彻底的监管者，下属铁路公司、投资公司、设备公司成为彻底的市场主体，才能让我国的铁路建设摆脱在大干快上中噩梦不断险恶境地。” 
   
   
   
    
  

   
   还需遵守“海恩法则”

                  米小小

    按照“海恩法则”，“每一起严重事故的背后，都有29次轻微事故和300起未遂先兆以及1000起事故隐患。”这说明每一起严重事故的发生，乍看是偶然的，实则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只要遏制住了事故的苗头，任何大事故都可以避免。
    7·23特大铁道安全事故发生了，虽然与供电故障、雷电天气有关，但面对如何珍惜生命的追问，这种安全事故不得不令人反思。我国铁路进入了“高速时代”，但精确的管理技术和防患于未然的安全意识是否也进入了“高速时代”呢？
    按照“海恩法则”来讲，即使“遇到雷击”也不是偶然的，也有其必然性。我国自动闭塞系统解决了动车追尾难题吗？如果没有解决好这个“高新技术”难题，高铁的安全隐患自然存在，发生追尾事故不可避免。正如另一条安全规则“墨菲定律”告诉我们的那样：如果事情有发生的可能，不管这种可能性有多小，它总会发生。也就是说，动车追尾安全技术问题没有解决好，即使这种动车追尾事故发生的概率很小，也会发生。因而，不能用生命作代价而去“摸着石头河过”，而应该把动车安全问题想得周全一些、精细一些；考虑得超前一些、防患于未然一些；否则，等交通事故发生成了习惯，甚至成了“塔西佗陷阱”，就难逃对公共利益负责的责任了。
    值得指出的是，许多交通安全事故几乎如出一辙，“事故苗头”都被忽悠了，等最终酿成了大事故，才去亡羊补牢。问责，虽是必要的，但业已损失的财产和逝去的生命能挽回吗？仅7月22日京珠高速卧铺客车起火事件就烧死40多人，表面上看是超载，但有没有携带易燃易爆物呢？不然，火势会烧得那么快而只有6人逃生？可怕的是，从山东威海到长沙要经过那么多关卡，为何没有人监查一下呢？
    事实上，思想决定高度，细节决定成败。谁忽悠了细节,谁就要为细节的异化而“埋单”。同理，谁不把“生命高于一切”的理念落实到安全生产的始终；谁不牢记“海恩法则”，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谁不检查每个安全细节，警钟长鸣，防患于未然，谁就要为安全事故“埋单”。交通安全如此，其他安全亦如此。

     自救才能走出“塔西佗陷阱”

          堂吉伟德
   
    “塔西佗陷阱”是由谁挖掘的呢？当然是公权而不是私权。就时下的中国来说，这个“陷阱”是长期以来，公权力言而无信，行而无序，无视群众吁求和利益，严重透支自身信誉所致。其根本就在于上下之间的鸿沟过大，公众对于公权力保持天然的质疑和警惕。
    长期的积累，使得公权力已经失去了基本的信任，如其不能直面和正视问题的严重性，依旧与社会大多数人保持距离，依然我行我素，那么只会导致对立情绪加重，甚至形成冲突。“塔西佗陷阱”越挖越大，越挖越深，其结果必须是政府在恢复自身信誉，挽回民众信任上，付出更多更大的代价。不能走出“塔西佗陷阱”，社会的矛盾就会堆积，社会治理的成本就会加大，社会管理的手段就会失效失灵，这样的局面对于政府和民众来说，都是一种伤害。
    以近期新闻为例，一个红十字会，一个动车追尾事件，以及故宫的“门门相扣”，公权面对质疑不是积极正面的回应，而是左支右绌，上下其手，欲盖弥彰；不是认真反思和整改自己存在的问题，而是控信息，捂盖子，用天灾为掩饰，用意外打埋伏，玩弄语言技巧，进行“危机公关”，忙不迭撇清责任。尽管一时摆脱了困局，但这样的心态之下的作风没有改进，类似的问题就会再度发生。
    解铃还需系铃人，自救才能走出“塔西佗陷阱”。如何自救，一看态度；二看行动。所谓态度，就是要既要认识到重建公权信任的重要性和长期性，不能寄予一时一法，也不能一劳永逸或一蹴而就；所谓行动，就是必须用实实在在，真真切切的行动去证明，用行动的结果去检验，让公众通过行动的实施，去感受其间的变化，从而改变自己固有的看法，并由此给予肯定和赞同。

     重建信任尚需公众真诚包容

               舒朗秋

    故宫博物院系列事件、郭美美事件、7.23特大铁道安全事故......等等，或因信息公开发布不及时、或因公开的事实真相不准确，或因涉事单位态度傲慢无礼、无视社声民意，从而导致公众更大的反感和更多的质疑，随之而来的是，这些机构和部门的公信度和美誉度大跌，相继步入“塔西佗陷阱”般的信任危机。
    失信于民，失宠于众，问题显然出自涉事部门的思维不明、行为不为和能力不济。靠敷衍了事、蒙混过关、自欺欺人、掩耳盗铃之类的伎俩和手段应对社会和公众，自然无法服众，当然也会失信。所以，重建信任、消除危机，是这些单位和部门的首要之义。但是，作为公众，是否也应该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以包容的心态和真诚的姿态，予以拥护、支持和配合？
    在公众社会角色地位日高、参政议事意识日浓、个体话语权利日强的今天，涉及国计民生的大事，尤其是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和事故时，公众急于知晓真相、发表议论、提出见解，这既是他们的权利、也是他们的义务，甚至是他们的责任。只是，质疑也好，议论也罢，既要出以公心和善意，也要保持客观和理性，切忌冲动和粗暴。有的人不问青红皂白，毫无原则的“拍砖”、“砸蛋”；有的人出言不逊、观点偏激，甚至到了肆意谩骂和人格侮辱的地步；有的“墙倒众人推”，“看戏不怕台高”，借机挑事添乱......凡此种种，不得不让人怀疑其动机和目的，其实也对解决问题和矛盾于事无补。
    这里，我无意为这些机构和部门辩护与张目，只是希望对他们的过错不要“一刀切”的下定论、“一棍子打死”般作处置。出现的问题和事故，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因素，有的是体制带来的问题，有的是管理中的问题，有的是技术层面的问题，有的是细节局部问题，虽然都不可原谅，但也要允许他们反思自省，纠错改过，改善工作，完善管理，避免类似的问题和事故发生，这也是我们期望的真正目的。因此，作为公众，就该以更大的雅量和耐心，给予他们应有的时间和空间。如果以众怒为武器，以民怨为借口，死揪不放、“赶尽杀绝”，岂不是断了他们希望和出路？于工作、于事业、于社会、于民众何益？
    如此道来，重建信任固然需要这些机构和部门的“自我救赎”，也需要社会公众的理解和包容。毕竟对于一个“犯过错的孩子”来说，他们更需要热忱而温饱的胸怀，而害怕冰凉而冷漠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