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评论员  姚文晖
    2009年底，因与医院领导就奖金分配方案发生争执，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护士郭俊梅被鉴定为偏执性精神障碍患者，并被调离岗位、建议治疗。2010年8月，郭俊梅以“被医院领导当众宣布有精神病，损害名誉”为由，将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康宁医院及其医生高北陵告上法院，要求对方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并赔偿精神损失。今年5月6日，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郭俊梅胜诉。（《京华时报》5月10日）
    在这个公民屡屡“被精神病”的年代，郭俊梅的故事远远称不上离奇、悲惨，惊险刺激程度也远不及日前武钢职工徐武上演的“飞越疯人院”。郭俊梅之所以成为新闻人物，笔者以为原因在于，在所有遭遇“被精神病”的公民中，她是一个不多见的幸运儿。这名护士以“秋菊打官司”般的执着和勇气，借助司法渠道为自己讨到了一个相对公平的说法。
    这个个案的积极意义在于，司法机关在面对“被精神病”时，并非束手无策，只要法官内心司法公正的天平没有倾斜，总能为受害者讨回一些公道。然而我们更应该看到，这个司法判决远远未能抵达正义的终点。诚如郭俊梅的代理律师黄雪涛所指出的，律师和法院即使能为受害者争取到名誉权，但没有办法彻底摘掉“精神病患者”的帽子，此其一；其二是，在这个案例中，无论是对郭俊梅作出“有病”诊断的康宁医院主治医师高北陵，还是其幕后指使者，均未受到法律的追究。
    对此，黄雪涛先生显得很无奈：法院只能判定一个人是否有罪，而不能判定一个人是否有病。
    精神病与一般疾病的最大不同在于，一个人一旦被认定为精神病人，他有可能面临被强制收治，换言之，他的人身自由有可能被剥夺。而法治社会的常识是，非经法定程序，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他人的人身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说，对精神病人的认定和强制收治就不仅仅是纯粹的医疗行为，还是一个法律裁决行为。可长期以来，我国的精神病认定和收治制度否认了强制收治的法律属性，并赋予精神病院及其医生最终裁决权。对什么样症状的人可以强行送往精神病院？公权部门、工作单位或其他组织，有没有权力将精神病人或疑似精神病患者送往精神病院？强制收治是不是需要征得病人本人或亲属的同意？凡此种种，法律均无明文规定。加之一些精神病院唯利是图，只对付款人或送治人负责，导致精神病送治乱象丛生。
    更值得警惕的是，从诸多“被精神病”案例来看，在一些地方，对“精神病”的鉴定和强制收治，其背后往往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结果是将正常的医疗行为异化为强权者打压“不听话”公民的工具。而这些“不听话”的公民一旦被投入精神病院，就相当于进入了一个“法治盲区”——他说的任何话都是疯话；他的任何抗争都是疯闹；对他进行电击、捆绑都是“治疗”而非“迫害”；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整个人处于一种基本权利被极端剥夺、极端丧失的状态中。一般的司法强制尚且有明确期限以及救济途径，可一旦被认定为精神病人强制收治，不仅恢复正常遥遥无期，救济途径更是付之阙如。
    将公民免于“被精神病”困扰的希望寄托在公权力和医生的道德良知上无疑是靠不住的，走出困境的希望仍在于法治的健全。近些年“被精神病”个案不时频繁出现，人们基于“谁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的担忧，锲而不舍地围观这些案例，并逐渐形成共识——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源是精神卫生立法的长期缺位。我国早在1985年就起草了《精神卫生法》草案，遗憾的是，迄今26年间数易其稿，却迟迟未能出台。
    二十多天前武钢职工徐武上演真实版“飞越疯人院”，但他并未能最终实现“胜利大逃亡”，即便有媒体的帮助，他的自由也仅仅持续了8天，而后被武汉警方跨省抓捕，再度身陷“疯人院”。将这个案例与深圳护士郭俊梅的故事故事放在一起对比，寓意相当深刻——从目前看，公民个人的努力、媒体的呼吁乃至司法机关的给力，都还无法阻阻挡挡“被精神病”对公民权利的疯狂吞噬，唯有相关法律尽快出台，方能帮助更多的公民成功实现“飞越疯人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