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晖
 

     近日，深圳市住建局文件《关于切实做好建筑行业农民工工资结算支付工作 共同维护大运会期间社会和谐稳定的通知》规定，5月1日至9月30日大运会期间，严禁农民工通过群体性上访等非正常手段讨要工资，否则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的，追究其刑事责任。之后深圳住建局回应称文件文字表述有错误，宣布立即撤回该文件，修改完善后重新发布。（新华网5月9日报道）
    深圳市住建局这项禁令出台后，当即引发了社会舆论的广泛质疑。不难看出，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没有任何权力制止农民工群体上访讨薪，更没有权力追究谁的刑事责任。
    应该说，深圳市住建局面对批评，宣布立即撤回该文件，修改完善后重新发布，体现了良好的应对舆情能力，值得称道。然而，在回应中仅承认文字表述有错误，属于“轻描淡写”，意味着不承认大方向有错误。假如这样的禁令换一种语言表述，是否就能够“完善”？很值得怀疑，也许修改完善后的文件只会在语言表述上柔和一点，但改变不了制止农民工群体上访讨薪的实质内容。 
    在笔者看来，深圳市住建局的文件文字表述其实很符合一般的“维稳通知”表述惯例。每逢“大会期间”，各地各部门都会出台严禁农民工群体性上访的禁令，但这些禁令的文字表述可能都有问题。错在“角色错位”，许多机关不知道自己级别低，无权下这种禁令还只是低级错误，更错的将群体性上访任意列入严禁范围，把自己摆在民众的对立面。《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这一宪法条文规定的批评、建议、检举、控告、申诉五项权利，是公民“上电”、上书、上访的宪法依据。当然，为最近几年，集体上访、越级上访、重复上访、过激上访等情况越来越多，需要在保证上访权实现的同时化解接访压力。对此，《信访条例》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多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共同的信访事项的，应当推选代表，代表人数不得超过5人。但是，不能将这个规定解读为禁止群体性上访，如果严禁了群体性上访，那么推选不超过5人代表的规定就完全是多余的了。
    笔者早年在深圳媒体打工，发觉群体性上访是深圳一大景观，然而当时深圳市各机关对群体性上访比较宽容，笔者还近距离观察过甚至还为找不到“庙门”的一支农民工上访讨薪队伍带路，将他们到带往深圳市总工会反映问题的情形，顺便进行采访。在我的印象中，这些农民工是实在没有办法才上访的，但很服从上访规定，选派代表和有关领导交谈，其他人安静地等在机关大门外。我想，深圳市大运会期间也要遵守《信访条例》，不一定需要严禁农民工群体性上访，只要严禁企业欠薪，并对欠薪企业追究责任，就可以有效减少上访压力。即使需要对群体性上访进行限制，也当由权威部门统一发布“和谐稳定通知”，不能由各单位各自为政。而这样的通知应征求民意，取得民众的谅解，把文字表述完善工作做在前，不宜使用警告性的语言，否则将会“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