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龙贵

    4月16日，济南一个叫韩进的普通菜农，面对遍地卖不出去的蔬菜，选择在卧室上吊自杀。这一起悲剧迅速让“菜贱伤农”的话题为全国所关注。一时间，专家学者众说纷纭，新闻媒体也纷纷出动，探寻“田头贱，摊头不贱”这个奇怪现象背后的东西。很快，“流通环节出了问题”成为暂时的共识。连日来，《扬子晚报》记者以“全国最大蔬菜产销基地”山东寿光为对象进行了深度采访，力图再现一棵菜从田头到餐桌的真实“流通成本”。（《扬子晚报》5月1日）
    记者的调查从山东寿光的蔬菜大棚开始，追踪销往江苏南京的寿光蔬菜，从地里采摘、当地收购、运输环节直到进入南京农贸批发中心再至菜市场，聚焦了整个蔬菜产销链。从这份调查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蔬菜流通环节的账本：无论是处于低端的个体经营者菜农、运输司机，还是相对处于中高端、形成一定规模化经营的蔬菜合作社、批发经营户，都远远称不上是“暴利”者，而“不超载怎么行”、“没有乱罚款也亏”等细节则透露出更加让人忧虑的信息：“菜贱伤农”的“农”，指向的绝不仅仅是韩进这样的普通菜农，而是日趋逼仄的蔬菜产销行业。
    仅仅针对一地的调查，固然不能说明全国范围内的普遍现象，其代表性有限。但从这份调查中我们至少认识到，“流通环节成本过高”缺少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支撑。
    事实上，“菜贱伤农”的现象时有发生，就此轮菜价暴跌而言，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初见端倪。之所以形成一种阶段性暴发而毫无防范的局面，除了与农户缺乏科学种植意识、农业产业化进展缓慢以及农产品供应链不完善有关之外，很重要的一点还在于相关主管部门管理能力和管理方式方法的滞后。对症才能下药， 如果我们迟迟找不到“菜贱伤农”的病源，自然无法开出有效的药方。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体的这份调查，最大的价值并非描述了一份真实的“流通成本”，而在于它背后所呈现出的脚踏实地、不懈追问的实证精神。
    几乎每一次发生“菜贱伤农”的现象，政府部门、专家学者包括媒体，都会迅速形成“流通成本过高”的共识。但是这个“共识”究竟从何而来，依据是什么，却似乎很少有人进一步追问，很多时候只是一种习惯思维，甚至是纸上谈兵的产物。这种似是而非的“共识”，最大的问题还不在于可能误导应对政策，而在于遮蔽了某些此前不为人所重视的真问题。譬如人人都能感受到的油价和生活成本的上涨，但没有多少人知道这已经对整个蔬菜产销行业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再譬如摊位费和进场费等收费，本应最具弹性压缩空间，然而在毫无成本之忧的情况下，这些“坐地收钱”的收费项目却在短时间内悄悄上调了好几次，这无异于为“菜贱伤农”火上浇油。
    如果主管部门缺乏对市场的洞察和宽广的视野，那么我们将很难走出“菜贱伤农，菜贵伤民”的怪圈。真正意义上避免“菜贱伤农”的现象循环性发生，现在最需要的是相关部门拿出点实证精神来，对整个农产品行业做一个全面的梳理，形成一个具有全局性的制度体系，找到根本性的治理之策。民以食为天，“菜贱伤农”最终伤的是民生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