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至异国  当得异书

   艾俊川

“不得异人，当得异书”，是我从一本外国书中看来的中国格言。现在我想改动两个字，借以说明互联网带来的聚书乐趣——虽然时至今日，在网上购书早已不值得夸耀。

大约10年前，我开始浏览美国的拍卖网站ebay，但并无收获。那里卖的几乎全是外文书，偶尔看见中国书，当时也没有支付手段，买不回来，只能心动而已。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2006年。那年春节前后，我在ebay看见几张清朝人写的扇面，上款均题“朗西”，其中两幅还有此人的跋。我知道清末驻法公使裕庚字朗西，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更要紧的是他女儿，那位在光绪末年进宫陪侍过慈禧太后，写了《御香缥缈录》等清宫小说的德龄公主，后来远嫁美国，一直居住在彼邦。这些扇面想必是从德龄家里流散出来的，于是想办法让它们回到故乡，就变成一件有意思的事。为此我动了心思，请在国外工作的兄弟帮忙，把扇面买了回来。此后国家放开用汇限制，我就在ebay注册账户，开始闲逛列国书摊。
    ebay上中国书少，古书更少，一旦出现还要与全世界的买家竞争，很难得手。所以几年下来，我的ebay体验更多是遗憾惆怅，买到的书寥寥可数。不过有时运气好，也能捡点别人不在意的东西，其中有些在国内不易见到，体现出海外淘书的特色。
    2007年，我第一次浏览英国ebay的图书区，就看到一册用中文残书叶子装订成的本子。这些书叶上图下文，每张都有一幅画。有人沿着板框将图画和文字剪下来，裱贴在硬纸上装订成册。卖家提供的图片很小，但可以认出林冲、朱贵等人名。我感觉这是一部旧刻《水浒传》的残叶，虽然年代不明，但每叶有图，还是值得努力一下。好在这东西卖相不佳，那时去英国网站的人也少，于是很轻松地买了回来。
    拿到书细看，这些书叶果然来自《水浒传》，残存的内容主要集中在林冲上山和杨志卖刀两段，其中一叶卷端题“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全传卷之三”。根据书名和版式、字体、纸张特点，我判断它是《水浒传》的早期版本——插增甲本，大概刊刻于明万历初年。在与《古本小说丛刊》中影印的巴黎藏本比对版面，特别是与马幼垣《插增本简本水浒传存文辑校》中辑录的德国斯图加特图书馆藏本缀合文字后，我更加坚定了这个判断。

这些残叶与巴黎藏本版式、字体风格一致，更与斯图加特藏本的缺叶互补：凡是这册里有的，那本书里就没有；那本书里缺的，这册里却有。斯藏本中有几回基本完整，只缺一叶或半叶，而这些叶恰好都贴在这个本子里。过硬的证据莫过于二者文字衔接，若合符契。如“林冲管住草料场”，斯藏本结尾“只是小人家”，残叶开头“离得远了”；“朱仝雷横去捕贼”，斯藏本结尾“姓雷名横，身长□□□”，残叶开头“寸”（《水浒志传评林》作“七尺五寸”）。“花荣计策捉秦明”，斯藏本结尾“秦明”，残叶开头“引军赶时”。等等。“巧合”到这种地步，只能有一个解释：我买到的残叶与斯藏本原属于同一册书，不知何时何故散落出来。如有机会将残叶与斯藏本作版面拼合验证，当可得出定论。

每叶有两张图的明刊插增本《水浒传》，是上世纪二十年代由郑振铎先生在巴黎发现的，为此他欣喜若狂，改变欧游行程，在巴黎图书馆盘桓了几个月。前些年，美国夏威夷大学的马幼垣教授搜寻了世界各地200多家图书馆，共找到这个版本不同卷次的三册残书和一张残叶，将其命名为“插增甲本”并进行深入研究，成果具见《水浒论衡》和《水浒二论》。马幼垣认为，在欧洲发现的插增甲本的残卷、残叶，原属同一部书。该书在明万历间由荷兰战船劫夺自葡萄牙商船，经澳门运到欧洲，并在1605年（万历三十三年）被书商分拆拍卖，从而流散欧洲各地。这大概是有史可稽的最早出口到西方的中国书。如果来自英国的残叶确是此书的一部分，那该是它们在飘泊400多年后重归故里。珠还合浦，乃以偶然得之，这份书缘，只能感谢互联网了。

     插增甲本《水浒传》残叶
    

在ebay的英国书摊，我还花费10英镑买过两张小画，是一本中国风俗画册中的两页。卖主出售时只展示了一张图片，寄来却是两张，算是买一赠一。收到邮件时我正和布衣书局主人胡同在一起，与他分享了小小的“意外之喜”。    

这两页画，买的时候图片也小，认不清贴黄的细小文字，看上去像是常见的“苗民图”，拿到手才发现不然。此图描绘的是清代台湾当地人民的生活情景。乾隆九年至十二年（1744-1747），巡台御史六十七曾作《番社采风图考》，有刻本行世，但有文无图。台湾史语所等处存有相同内容的风俗画三本，均为残帙，近年来有研究认为它们就是六十七著作的图画部分，遂定名为《番社采风图》并影印出版。这两页画即属于这组采风图。和影印本相校，两页的笔法墨色更显精工，说明文字也正确无误。整理《番社采风图》的杜正胜教授认为台湾藏的三组画是同一位或同一组画师的作品，那么它们可能是后来的临本。

对淘书人来说，若有藏书家的藏书集中散出，几乎就是节日，但并非每个人都能纵情狂欢。前几年，林语堂的女儿林太乙的藏书在ebay拍卖，多为林语堂签名的著作，但我一本也没买下来。2010年下半年，有一位美国人在ebay标价出售咸丰间刻本《中美北京条约》，前后卖过数本，价钱也公道，待我发现时却已卖完。不过我由此关注了这个卖家，发现那段时间他卖的东西来自同一个人的遗藏，此人就是美国外交官弥俄礼（1837-1905）。

    弥俄礼像。摄于1878年。

    弥俄礼全名 Oliver Bloomfield Bradford，清人也称他为巴剌佛。弥俄礼的父亲Arthur Bullus Bradford  (1810-1899)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后成为牧师，是一位废奴主义者，林肯的同道。1861年，林肯当选总统，A. B. Bradford被任命为美国驻厦门总领事，带着儿子弥俄礼和女儿露西（Ruth），海陆兼程224天，于1862年4月到达中国。不料A. B. Bradford对厦门水土不服，到任不久即病倒，不得不在当年12月返回美国。露西随侍返航，途中爱上船长并嫁给了他。弥俄礼则留在厦门，开始他的外交官生涯。

1862年到1864年，弥俄礼在厦门领事馆工作，后调任上海总领事馆，1871年升任副总领事。他在中国为人所知的事迹，是在1872年发起设立公司，图谋修建吴淞铁路，但碍于中美政府之间的既有约定未能成功。1877年，弥俄礼受到贪墨指控，1878年回美国接受调查。他从中国带回的物品，从此尘封在家乡Buttonwood庄园，直到2010年出现在ebay上。

说来惭愧，弥俄礼的藏书我只买到两本，还都是看不懂的“天书”。事后回想，作为外交官，弥俄礼的家书很可能保存了有用史料，但我没参与竞争，虽因财力所限，总归有些遗憾。

有关汉语史的著述，多把厦门话的罗马字母拼音视作汉语拼音的开端。道光咸丰之际，美国传教士为传教方便，给厦门话设计了拼音文字，史称厦门白话字、闽南白话字或教会罗马字。这种文字后来在闽南语地区推广成功，前后使用了约100年。用厦门白话字出版的各类书籍据说有120万册之多，已知最早的是打马字牧师（Rev. John Van Nest Talmage，1819-1892）的著作Tng-oē Hoan-jī Chho-hak（《唐话番字初学》）与Lo-tek ê chheh（《路德记》）等几本，我得到的就是前两种。

打马字从道光二十七年（1847）起在厦门传教，历时42年，同时致力于厦门白话字的设计与教学，并翻译、出版经书。上述二书雕版印刷，除了版心叶数使用汉字以便装订外，通篇使用罗马字母。Tng-oē Hoan-jī Chho-hak的封面文字用汉字转写，分别为“唐话番字初学”、“在厦门刻”、“咸丰二年”、“耶稣降生1852年”；Lo-tek ê chheh则为“路得記”、“在厦门刻”、“咸丰三年”、“1853年”。这两本汉语拼音草创期的作品，国内很是少见。我对京沪各大图书馆目录略作检索，未见藏本。而且以中国技术雕刻西洋文字，此书在印刷方面也有独到之处，故虽为戋戋小册，也值得珍惜。

 
      《唐话番字初学》封面，咸丰二年厦门刻本

弥俄礼遗留下来的，还有两件并不是书的中国印刷品。一件是太平天国地方官员为五名洋人开具的“水陆路凭”，以便他们进入太平天国辖区“解送军装”。不知弥俄礼是否五人中的一人，他把路凭作为给妹妹的纪念品，寄回了美国。它表明太平天国与美国有着官方背景下的军火交易，不过我的兴趣点仍在印刷：太平天国的路凭沿用雕版印刷，钤盖官印，形制与清代通用的略呈梯形的各种执照版式并无不同。

另一件印刷品是若干枚纸牌。清代纸牌风行，是重要的印刷品门类，但这种东西很难流传，即使传下来也难以证明年代。弥俄礼这些牌的最大好处是年代明确，可据以研究晚清纸牌的形制。从实物看，当时纸牌所用薄纸板质地细密光滑，富有弹性，与现代的扑克牌相比并不逊色，究竟是怎样制作的，值得探究。

      清末纸牌，晋华斋制。

这几枚纸牌还给我带来了额外乐趣。因为“五万贯”一枚上写着“奎”字，其他“万字牌”上写着柴进、秦明等水浒好汉的名字，让我恍然大悟：打麻将时常玩的花样“捉五kui”，据此要写成“捉五奎”，而“奎”又是“李逵”的讹变，“捉五逵”就是“捉拿李逵”。我结合明代文献对叶子戏中李逵代表“五万贯”的记载，写了一篇《从“捉五逵”看叶子戏的起源》，解释了“捉五逵”的来历，顺便推测麻将及其前身叶子戏的设计初衷，应是在玩悬赏捉贼的游戏。

在ebay，我还遇到一本以前毫无所知的书——《瞽瞍通文》。此书正文，每行上端为数字编码，中间为一句话，下端为类似骨牌的图案。除了号码是按顺序排下来的，各句之间并无逻辑关系。初看像是一本“骨牌指南”，但看明白之后，才知道它也很有来历，是中国第一本“盲文书”。

此书封面题“瞽瞍通文，耶稣降生一千八百七十九年、光绪五年己卯二月制，版存崇文门内东堂子胡同大英国苏格兰圣书会”，正文没有书名，卷前有问答和序。作序的“穆维良”，正是中国第一套盲文的设计者，英国苏格兰圣书会的牧师William Hill Murray（1843-1911），今译威廉·穆瑞。

穆维良1870年来华传教，不久即着手设计汉语盲文，至1879年获得成功。他的盲文属于布莱尔体系，原理不难理解：用数字给《康熙字典》中的408个汉字音节编上号码，让盲人熟记每个号码对应的语音。盲文书写时，将文字按语音编号转换成数字，用“铜机铁笔”在硬纸上扎出凸点，书的内容就由凸起的数字串组成。盲人阅读时，手摸数字，将其转换回语音编号，随之读出相应的音。

道理虽然简单，但要让盲人准确记住400多个号码和语音的一一对应关系，并不容易。为此，穆维良设计出一个今天看上去有些复杂的“编俗话、背俗话”办法：

先用十个字来标读数字“一”至“十”，如一读地、二读你、三读迷……这样，数字“二一三”就读为“你的米”，代表音节“磨”，然后将二者编到一句俗话中，“你的米不整吃为何去磨”，由此建立起号码与音节的强联系，方便盲人背诵。盲人全部背熟408句俗话，就可以读书了：他摸到盲文数字“二一三”，读出“你的米”，然后顺着俗话的下半句背到“磨”，就读出一个音。《瞽瞍通文》就是这套盲文方案设计说明、408个汉语音节与数字编号，以及为方便记忆编制的408句俗话的合编。

  《瞽瞍通文》的正文首叶。光绪五年刻本

穆维良研制盲文的同时，在北京成立了“瞽瞍通文馆”，教授盲人识字读经，效果很好，这也是中国第一家盲人学校。学生熟练掌握408个盲字后，即可扔掉“俗话拐杖”，每分钟读写20多个字。穆氏盲文后来一直在北京及周边地区应用，到民国后期才被罗马字母化的盲文取代。

在一篇谈买书的小文里详说书的内容，似乎有些跑题。但在“内事不决问百度”的今天，“瞽瞍通文”也不能“百度”出来，让我觉得有介绍一下的必要。此书虽然少见，并非孤本，国家图书馆就藏有一部（缺失封面）。近年来对中国早期盲文教育以及穆维良（威廉·穆瑞）的研究文章不少（如北京大学郭卫东教授的数篇论文），均未利用这个一手资料，而多引用英文的教会报告和穆氏传记，导致研究不完整。如因未见原书，现有研究对穆氏盲文的设计原理和学习方法言之不详，甚至错误；“瞽瞍通文”四字也无一例外被写成“瞽叟通文”，这就难怪搜索不出来了。虽然古书中“瞽瞍”与“瞽叟”在“舜的父亲”这一意义上通用，但就本书及盲人教育来说，“瞽瞍”不能写成“瞽叟”。瞽为双目不开，瞍为有睛无瞳，合起来是单纯的盲目之义。如果写成“瞽叟”，就会因“舜父”产生歧义。舜虽贵为圣人，但不幸“父顽母嚣”，瞽叟是历史上的反面人物，用来代指盲人并不妥当，定非作者原意。

几年来，我在ebay等国外网站也买一点外文书，主要是中国典籍的西方译本，或可称为“东学西渐”之书，其中有1837年巴黎出版的法国汉学家Guillaume Pauthier（1801-1873）翻译的《大学》和《道德经》，《大学》还是译者的签赠本。

 Pauthier所译《大学》和《道德经》，是拉丁文与汉文对照的。用来印书的汉文活字，系由法国人勒格朗（Marcellin Legrand)在Pauthier的指导下创制，史称拼合字或叠积字，属于世界上最早一批汉文铅字，张秀民著、韩琦增订的《中国印刷史》考论甚详。且不论两部中国经典的西译之早，单从印刷史角度看，它们也是珍贵的实物资料。在《大学》的封面，Pauthier自署“(造字，上‘爪’下‘叟’）铁西儒西译著”。“（造字）”音暴，是个冷僻的姓氏用字。Pauthier采用这样一个字翻译自己的姓名，足见汉学修为之深。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印刷史》中把几处“（造字）铁”都误写成了“叟铁”。

（造字）铁与儒莲(Stanislas Julien,1797-1873)同受业于雷慕沙(J.P.Abel-Rémusat,1788-1832)，虽系同门，却关系不睦，饱受儒莲攻击。但他参与研制的汉文铅字，让儒莲许多含有汉字的著作得以顺利出版，也算在无意中帮了对手的忙。和儒莲一样，（造字）铁也译著了大量与中国有关的著作，在《道德经》上署名时，乃至自称“小儒”，是一位真心喜爱中国文化的人。

本文开篇引用的“不得异人，当得异书”，就被（造字）铁作为格言印在《大学》书名页的背后。此语当出自《后汉书·王充传》章怀太子注文，原作“不见异人，当得异书”。在互联网时代，知识传播不依赖于面授，书籍流通不受限于国界，这句受到西方汉学家推崇的中国古语，恰可在2000年后为今日写照。

《大学》封面，1837年（道光十七年）巴黎印。

          收入《买书记历——三十九个爱书人的集体记忆》，中华书局，2014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