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氏藏書之家與《百川書志》及房山十字寺（下）

二、高氏父子題名與房山十字寺

位於北京房山區車廠村西北山間的十字寺，被認為是元代遺留至今的唯一也里可溫寺院遺址，是古代景教流行中國的重要史跡，已確定為國家文物保護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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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寺的建築目前已完全坍毀，兩塊著名的刻有十字架圖案和敘利亞文字的石刻被移藏南京博物院，寺中地面文物僅存兩通石碑，一題《三盆山崇聖院碑記》，末署“大遼應曆十年丙子歲四月吉日”，是為遼碑；另一通題《敕賜十字寺碑記》，末署“大元至正二十五年乙巳歲正月吉日”，是為元碑，碑額上雕刻十字圖案。

                         元碑。图片转自古迹寻游的博客，感谢。

這座寺廟，元碑明言是“敕賜十字寺”，與元代文獻中也里可温寺院名稱相吻合，而且其石刻具有景教色彩，因此與元代也里可温應有密切的關係。遺憾的是，遼、元兩通石碑的碑文，記載的都是佛教僧人重建和整修寺院的內容，無法為基督教來華史研究提供更多有價值的資料，並且其記事也充滿矛盾，令人難以理解。

1992年，徐蘋芳發表《北京房山十字寺也里可温石刻》一文[i]，是上世紀末對十字寺重新研究以來較早的重要文章。對於遼碑，他指出，陳述在《全遼文》卷四本文下的按語，已揭出碑文紀年干支錯亂、殊不可解的問題。徐蘋芳認為，“干支的錯亂和稱燕京為大都，不太可能是當年立碑撰文者所誤，從現存碑陽刻文與碑陰明代題名刻文來看，碑陽正文應是明代所重勒，故干支錯亂和誤稱大都，皆可能是明人所致。”

元碑也是矛盾重重。徐蘋芳說：

元碑額題《敕賜十字寺碑記》，碑陽正文標題則加“大元”二字，曰《大元敕賜十字寺碑記》。為“翰林院講學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經筵黃溍撰，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諭德李好文書，集賢侍講學士中奉大夫兼國子監祭酒趙期頤撰額。”……碑文的撰者黃溍是元末名臣。此碑文未收入四十三卷本《金華黃先生文集》中，蓋《文集》編於至正十五年，而十字寺碑記撰於至正二十五年，故未收入《文集》。書碑李好文、篆額趙期頤也都是元末大都的名士，特別是李好文撰書的碑文很多，但是，這塊碑是明人重刻的，恐非李好文原筆，因為碑陽末行刻“大功德主錦衣衛指揮高榮、太夫人左氏，男高儒、夫人張氏”。這顯然是明朝的功德主，這行明人題名的筆跡與碑陽正文完全相同，很可能都是嘉靖重刻的。然而，碑首的垂龍、寶珠和十字架雕刻，卻都是原物，明朝人沒有改雕。

他的結論是：“遼碑與元碑皆在明嘉靖十四年二月，由寺僧德景和鐫字匠張寶重新鐫刻。”

1997年，林祥增發表《三盆山十字寺的歷史沿革》一文[ii]，提出了比徐蘋芳更進一步的觀點。他認為，元碑中出現的最晚年代是至元二十五年，而黃溍在此之前已經去世，李好文也已退職，他們不可能是撰書碑文之人。再者鐵木兒不花的淮王、慶童的丞相，任職時間都在立碑兩年之後，不可能預寫到碑文中。因此，嘉靖十四年重刻遼、元二碑時，並非忠實抄寫前文，而是經過精心安排、修改。

那麼為何明人要這樣做？林祥增認為，十字寺是元代著名景教教士拉班·掃馬西遊之前的清修之所，真正的元碑應記錄了拉班·掃馬的事蹟。元代滅亡後景教教徒受到迫害，景教寺院被改為佛寺，景教徒只能借助重刻石碑，隱晦其文，以保存歷史。

稍後，湯更生發表《北京房山十字寺遼元碑質疑》一文[iii]，表示不同意徐蘋芳“明人重新鐫刻”的觀點，斷言十字寺的《崇聖院碑》和《十字寺碑》非遼人、元人原作，而是明人“托偽”的。她論證元碑之偽的論據與林祥增基本相同。

就這樣，十字寺遼、元二碑從“明人重鐫”，到“明人修改”，再到“明人托偽”，完成了它們的“蛻變三部曲”。這些觀點疑古程度不同，但都建立在兩通石碑在嘉靖十四年（1535）被重新鐫刻的基礎上。

二碑碑陰確實均鐫有這一年“重立碑”僧人德景的題記，不過碑陽並無類似說明，除了元碑最末“大功德主錦衣衛指揮高榮”一行，碑文中也讀不出和明代有關的信息。而錦衣衛指揮高榮、夫人左氏，他們的兒子高儒、夫人張氏，這一家人，正是上文討論的高氏家族。吳夢麟、熊鷹在研究此題名時，引用高榮和左氏墓誌，指出兩處石刻所記是同一家人[iv]。唐曉峰《北京房山十字寺的研究及存疑》也指出高儒即《百川書志》的作者[v]。從高儒稱張氏為夫人看，刻石時間在他成親之後，即嘉靖十四年前後。結合十字寺在嘉靖十四年二月整修廟宇、高榮在這一年九月去世等情況，或可推測高氏捐獻功德與高榮生病有關，時間在二月之前。

高氏一家的題名出現在碑上，似乎可作為元碑碑文撰於明代的鐵證。然而，石刻文字有其特殊性，即可以隨時續刻，高氏題名會否是後來增刻的？徐蘋芳對此予以否定，認為“這行明人題名的筆跡與碑陽正文完全相同”。

其實不然。因為無論從哪個角度觀察，都能看出元碑上的這一行字是後來添加的。

首先是位置尷尬。這一行字鐫刻在石碑的最後一行，石匠題名之上。作為“大功德主”，題名於此未免有些委屈。

其次是與前文文例不同。元碑功德主夫妻共同題名的，妻子前面均不加“夫人”二字，如“信良樂氏”、“龐俊高氏”等。而這一行中的兩位女眷前面均加“夫人”字樣：“太夫人左氏”、“夫人張氏”。二者顯然不是同一作者、同一時期的文字。

三是字體不同。這一行字的筆法，橫畫向右上斜挑，收束頓筆明顯，呈水滴狀；正文和功德主题名則橫畫傾角很小，看上去是平的，收束自然。從整體看，這一行字結體散漫，橫細豎粗，帶有顏柳筆意，是當時社會上通行的科舉寫卷用字；正文則結構嚴謹，中宮緊湊，四角舒展，兼歐、趙兩體之意，書法家個人風格濃厚。它們不是同一個人寫的字（圖1）。[vi]徐蘋芳說“字體完全相同”，觀察未細，實屬誤判。

四是行格紊亂。正文的碑文是打好格子後書寫鐫刻的，無論橫行還是豎列，都整齊劃一。高氏一家的題名這一行則出了格子，如“錦衣衛”三字比右邊的字高出半格（圖2），與正文顯非整體同時書寫。

圖2 高氏題名的“出格”現象

        需要指出的是，正文的前後兩部分也並非同時鐫刻的。“同徒文惠、文迪、文聰、文勝”之前為同一次鐫刻。這些字從拓片看，筆劃健壯清晰；從碑石看，字痕深峻。而此行之後則屬另一次鐫刻，從拓片看，筆劃纖弱；從實物看，字痕淺平，對光側面觀察，刻痕若隱若現，在同一塊碑石上對比鮮明（圖3）。

圖3  元碑前後文字刻痕深淺不同，筆劃粗細有異。

      既然十字寺元碑碑陽文字不是一次形成的，就無法用文中出現“錦衣衛”一詞或高榮、高儒姓名來斷定它是明人修改或偽造的，也不能徑直用碑陰紀年來判斷碑陽的鐫刻年代（碑陰字體也與碑陽不同）。元碑的碑陰有嘉靖十四年“重立碑”者的題記，起首云：“夫此碑者，經代深遠，雨霖日曝風吹，字畫模糊，難以辨認。是以抄寫前文，磨洗鐫刊。後賢觀視，以為明鑒者矣[vii] 。”從文意看，嘉靖重新修整寺院時，未必對碑陽文字全部重鐫，可能只是對部分模糊文字做了洗剔修复，這從碑陽一些文字字口的剔痕也可看得出來。

因此，從碑刻形態具有元代風格，碑陽字體未受台閣體影響、與碑陰嘉靖時所刻字體風格不同，內容所敘為元代事物等因素看，十字寺元碑有可能是元末或明初之物，認為元碑碑文係明嘉靖時人篡改乃至偽造的觀點，值得商榷；建立在這一結論上的種種推論，需要重新考慮。當然，碑文與正史記載的矛盾之處，也有待更深入的研究予以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