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庵集》是戴名世手稿吗？

戴名世（1653-1713）以名士、榜眼而罹文字狱惨祸，一直受到民间的同情。人们搜集其遗文的行动，自清道光间延续到今天。

2002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由王树民、韩明祥和韩自强编校整理的《戴名世遗文集》，其主体部分，是安徽省博物馆收藏的戴名世稿本《忧庵集》。此书1962年由民间收来，其后瑯嬛深锁，世人罕得寓目。上世纪八十年代，王树民编订《戴名世集》，也以未见此书为憾。1989年，黄山书社出版汪庆元的点校本，《忧庵集》始得为学者研究利用。惟此本点校质量不高，发行量也少，不无遗憾。中华书局的本子影印了《忧庵集》原书，并重新点校，附录各种资料，为读者提供了《忧庵集》的完善文本。

《忧庵集》在归藏安徽省博物馆后，即被断定为戴名世手稿，并在《文物》杂志1963年第3期发布了消息。汪庆元则以“间有误字”，疑为抄本。中华书局本的三位编校者王树民、韩自强、韩明祥都坚持其书为戴氏手稿本。韩自强在《戴南山先生忧庵集序》中说：

“更令人不解的是，汪本在吴孟复教授所作序文中已经肯定《忧庵集》稿本‘楮墨陈旧，明为百年前物，其为真品，实无疑义’，并惊呼‘今得此本，真天下之瑰宝也’，然而汪庆元先生在前言中却说‘稿本间有误字，疑为抄本’……汪先生不作深入研究就否定稿本为真迹，实为不妥。”

韩明祥是博物馆收购《忧庵集》的经手人。在《忧庵集手稿征集编校始末》中，他介绍了将此书鉴定为稿本的过程和依据：

“馆内老一辈文物专家，如石谷风、徐子鹤、罗长铭、姚翁望、龚空万等提取馆内书画库房内所藏清代戴名世行草绢地立轴，及戴氏跋周览绘《碧梧柬书图》（为汀翁老先生粲政诗墨迹），与《忧庵集》稿本核对无异，该稿本确实为戴氏遗作。”

王树民在《戴南山先生忧庵集序》中也说：

“……从行文及字迹诸方考之，确为南山先生遗墨无疑，诚为最可宝贵之古文献。”

但他并不认可安徽省博物馆当年的鉴定依据，在韩明祥《始末》后加识语说：

“所称‘戴名世行草绢地立轴’及‘跋周览绘碧梧柬书图’二件，经仔细研究，皆为冒用戴氏名义之伪品，不足为证，但伪品亦有近似之处，无妨作为参照之用。”

王世民后来又专门作文，论安博两件“戴氏书迹”之伪。对戴氏跋周览绘《碧梧柬书图》（为汀翁老先生粲政诗墨迹），他认为“汀翁谓李兰，乐亭人，字西园，号汀倩，康熙五十七年进士。雍正六年二月，为江西布政使，秋谷歉收，发库帑购米三百石，减价平粜，贫民得救。七年夏，大庾等县灾，冒暑放赈，民得实惠。该诗乃因此而作，其时已远在戴氏被刑之后，显然为冒名之作，似为李氏后人为提高其先人之声望，而假托[康]雍间之名人妄作者，时间应远在数十年或百年之后”。对戴氏行草绫地立轴，他则认为此诗“为某王府灯节纪念诗，曾有皇帝莅临。戴名世根本无交通王府之事，更无缘见到皇帝，其为伪作，无需繁证（《<戴名世遗文集>未收其名下之作品》，《曙庵文史续录》）。”

按王先生的两种说法，有些矛盾：既然安博所藏两件“戴名世墨迹”均系确凿的伪品，而安博又认为它们“与《忧庵集》稿本核对无异”（韩明祥1963年发表于《文物》的报道说“完全相同”），那么《忧庵集》的字迹应该也非戴氏手迹才对，怎么又说“但伪品亦有近似之处，无妨作为参照之用”，并定《忧庵集》为“遗墨无疑”呢？这不能不让人怀疑鉴定的准确性。

中华书局本原文影印《忧庵集》，为验证鉴定结论提供了可能。实际上，书中的内证已足以说明《忧庵集》只是一个抄本，而非戴名世手稿。

首先是不避康熙皇帝名讳。清代避讳制度严格，康熙以后写“玄”字要求缺末笔，或改为“元”字。但《忧庵集》第七五则“梅花之盛，莫过于苏州之玄墓、光福”，“玄”字不缺末点（图一），并未避讳。按至康熙戊子（四十七年，1708）编定《忧庵集》时，戴名世已在康熙朝生活了47年，一直参加科举，并在下一年高中一甲第二名进士，他写字不避当朝皇帝的讳是不可能的。

   图一  “玄”

如果非要说这是一时无心之误，书中却有雍正时才出现的避讳改字“邱”。

第七〇则：“吴门妇女尤好游，每春秋佳日，则艳妆而出，成群结队，于是虎邱、观音山、法螺庵、千尺雪、灵岩、花山等处，望之真如云矣。”（图二）又第九五则：“收声息影，故邱可怀。”（图三）

图二 “虎邱”

   图三  “故邱”

其“虎邱”、“故邱”之“邱”，皆系避孔子之讳“丘”字而改。此制起于雍正三年。清《世宗宪皇帝圣训》卷一：

(三年)十二月庚寅，礼部等衙门奉旨议覆：先师孔子圣讳，理应回避。惟祭天于圜丘，丘字不用回避。外凡遇姓氏，俱加偏旁为邱字。如系地名，则更易他名。至于书写常用之际，则从古体丠字。
    上谕曰：今文出于古文，若改用丠字，是仍未尝回避也。此字本有“期”音，查《毛诗》及古文，作“期”音者甚多，嗣后除四书五经外，凡遇此字，并用“邱”字。地名亦不必改易，但加偏旁，作“期”音，庶乎允协，足副朕尊崇先师至圣之意。

戴名世已于康熙五十二年因文字狱而死，他是无从知晓雍正的谕旨，而预先把“丘”字都改为“邱”字的。这只能说明，《忧庵集》抄写于雍正三年之后。

其次，与可靠的戴名世手迹对照，《忧庵集》的字体风格与之完全不同。这个可靠手迹，也来自《戴名世遗文集》，就是王树民所藏的《王孝子诗》。

对这件诗稿的来历，王树民在《戴名世集》的前言中说明：

“先八世祖名坦，康熙中为中书舍人，时李光地为相，戴氏会试出其门下，先祖得与之相交，写出《王孝子诗》一篇，同时题咏者，除李光地外，有査慎行、陈廷敬、王兰生等二十余人，合为长幅手卷。不久即发生《南山集》案，家人秘之，不敢以示人，得以保存无损。今日展示，可称稀世珍品矣。”

这个手卷是王先生家祖传下来的，真实可靠。将其与《忧庵集》对比，立见决非同一人笔迹，在结体、笔画等方面处处不同（图四至六）。如果《王孝子诗》是真迹，《忧庵集》必非真迹。

   图四  《王孝子诗》（左）与《忧庵集》（右，九五）书法风格对比

 
   图五  《王孝子诗》（左）与《忧庵集》（右，九五）中的“风浊世”三字对比。

     图六  《王孝子诗》（左）与《忧庵集》（右，九五）中“走之”写法的对比。

以上都说明《忧庵集》是后世抄本，安徽省博物馆的原鉴定有误。至于何时所抄，需要结合避讳情况和实物的纸张、墨色等因素才能作出判断。

韩自强在批驳汪庆元的“抄本说”时，引用了汪本吴孟复序中“其为真品，实无疑义”的说法。这能否说明吴孟复也认为《忧庵集》是手稿本呢？为避免断章取义，且看吴序怎样说：

“戴南山先生《忧庵》一集，虽曾闻有其书，然二百年来无人见之，公私所藏，皆未之有。今得此本，真天下之瑰宝也。……《忧庵集》之名既见于戴存庄先生所述；而集中所叙交游出处，又皆与先生行迹相符；且称谓语气，亦可决其必出于先生之手；而文辞之美，更非他人所能伪为；而况先生身遭奇祸，集为禁书，戴存庄编集时尚隐其名为宋潜虚，岂有人伪托其书哉？原本楮墨陈旧，明为百年前物，其为真品，实无疑义。”

可见，吴序称“其为真品，实无疑义”，完全是就内容说的，指此书确为戴名世著作，非后人伪托，并未涉及“手稿”问题。而对书籍实物，序文前言“二百年来无人见之”,后言“明为百年前物”，中间相差出一百年，是否手稿，作序者的观点已经很明确了。

《戴名世遗文集》中有几处排印错误，附记于下：

第八四则：巡抚趟士麟，“趟”应为“趙”。

第九八则：“阕里之桧如綯索”，“綯”似应为“纽”；“孔林之楷望之如枯槁”，“如”应为“似”。

第一一六则：“于是乎书买渐少”，“买”应为“贾”。

ps:这是早年发在论坛上的一个帖子，最近敷衍成文，蒙陆先生不弃，得发表于3月11日《上海书评》，十分感谢。因版面限制，无法处理众多图片，故将原稿贴在此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