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杂谈

古今“银行”，用一样的字，说两样的事。那么今天的“银行（bank）”是否属于“旧瓶装新酒”，即通过给古代已有词语赋予新义创造出来的呢？综合各种资料看，并不能这么说。

古语中的“银行”要演变成近代的“银行”，至少要经过两道重要转变：一是“银”的概念由“白银加工售卖”转为“货币”，二是“行”的概念由“同业商人组织”转为“商业机构”，即“店”、“铺”、“号”一类意思。

“银”概念的转变，随着白银在中国货币体系中的地位日趋重要，到明清之际基本完成，“银”在特定场合已是“货币”的同义词。清雍正四年（1726）的上谕中出现“银号”一词，说明“银”此时已可用来表示信用机构经营货币的性质。但作为商人组织的“行”，并未发生根本变化。加藤繁《论唐宋时代的商业组织“行”并及清代的会馆》曾论清代广东（省城）的行会：

“广东的行，俗称为七十二行，在清末，实数比这还多，银行、金行、当行、丝行、茶行等，总计也达九十七个。行有这样的规定：在同一地方，不加入行，不能经营商业……有的行建立了会馆（也叫做行馆或者会所），集合在这里，或者祭神，或者议事。据长崎高等商业学校教授武藤长藏的调查，吊在银行会馆忠信堂的神坛前的钟的铭文如下：‘在银行会馆玄坛祖师案前永远供，奉旨，康熙五十三年岁次甲午季春吉旦佛山隆盛炉造[按：此钟下落不明。录文不通，疑有误字。或为“祖师案前永远供奉。旹康熙五十三年”云云]’。根据这个铭文，可以知道，广东的银行在康熙五十三年已经建设了会馆。”

康熙时建有会馆的“银行”，显而易见是与“银”有关的同业商人组织，其“银”有可能是传统的银器业，也可能是新兴的银钱业，但“行”不是商业机构的名字，“银行”也不是信用机构的名称。

广东的传统信用机构不称“银行”，彭信威已有论证，兹再补充数例。嘉庆十二年（1807），在广州的英商成立过一个“Canton Bank”，现存几张中文的票帖，其上英文行名外，并无“银行”二字。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英国与清政府在广东虎门签订《五口通商章程》附则《海关税则》，其中一款规定“海关应择殷实铺户设立银号数处”。1876年5月20日的《申报》，报道广州商人议设“荣康银号”。可见，在英式银行出现于香港前后，广州经营银钱业务的商铺名称并非“银行”。

不过这并未妨碍今天的“银行”一词，是在浓郁的广东地方语言和商业文化背景下创造出来的。实际上，“银行”一词与清代在广东实行的“洋行”制度密不可分。

从隋朝开始，我国就通过“牙行”与外商进行贸易，牙人是居于买卖双方之间撮合交易的中间商，牙行则是牙人的行业。明朝广州和澳门的对外贸易，牙行作用重要： “凡外夷贡者，我朝皆设市舶司以领之……许带方物，官设牙行，与民贸易，谓之互市（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三十一）。”但“牙行”可以官设，似已有向“牙人店铺”之义转化的趋势。  

清朝没有延续市舶司制度。康熙二十四年（1685），朝廷在广州设立粤海关，管理广东一带的对外贸易。第二年四月，广东巡抚李士桢发布《分别住行货税》文告，规定：

“今设立海关，……今公议设立金丝行、洋货行两项行店。……为此示仰省城佛山商民牙行人等知悉：嗣后如有身家殷实之人，愿充洋货行者，或呈明地方官承充，或改换招牌，各具呈认明给帖；即有一人愿充两行者，亦必分别两店，各立招牌，不许混乱……”

著名的“广州十三行”由此产生。发现这条史料的史学家彭泽益在解释“十三行”名称由来时认为：“‘金丝行、洋货行两项货店’，和‘分别两店’等句，则是把‘行’‘店’两字通用。”十三行就是若干家（定名时为十三家）从事牙行业务的商号。可见，到此时，在广东的洋货贸易业，“行”由“牙行”一义发展出“店铺”一义，可以用来构成一个商业机构的名称。广州十三行中的行商名号均带有“行”字，著名的如伍秉鉴的怡和行、潘绍光的同孚行等。

洋货行后来简化为“洋行”。由于“行”“店”相通，洋行也兼具二义，既是从事洋货贸易的店铺的总称，也可表示具体的店铺。行商组织与外人通信，往往自称“洋行”；商人有时也称自己的商号为“某某洋行”，如嘉庆十六年（1811）万成行商人沐士方呈送澳门官府的文书，就说自己“开张万成洋行”。在此之前，英国人和清朝官方也把贸易机构称为“洋行”。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马戛尔尼访华事件中，乾隆皇帝在给英吉利国王的第二道谕旨中说：

“向来西洋各国前赴天朝地方贸易，俱在澳门设有洋行，收发各货……又据尔使臣称，尔国买卖人要在天朝京城另立一行，收贮货物发卖，仿照俄罗斯之例一节，断不可行。京城为万方拱极之区，体制森严，法令整肃，从无外藩人等在京城开设货行之事。”

“洋行”又叫“货行”，可以开办、设立，显然已具商铺之义。

仔细分析一下，会发现 “银行”与“洋行”一样，既是一个行业的名称，又可以构成一个具体商号的名称（如最初的“东藩汇理银行”，后来的“中国银行”），并在店名中表明业务范围，其实具有非常鲜明的文化特点。在清代，这样几个概念通常难于统为一体。如“药铺”是药品商铺的通称，具体到商家，则叫“同仁堂”“鹤年堂”等，店名并不直接表明经营范围；又如“票号”是主营汇兑业务的信用机构的通称，但票商如“日升昌”等的店名也不体现经营范围。从这点看，“某某银行”并不符合中国传统的商家命名习惯，它体现的是在广东延续近200年的外洋贸易文化，而非内地的店铺商业文化。

有了表示货币的“银”、表示店铺的“行”，以及可用作构词参照的“洋行”，“银行”一词在紧邻广州、华夷杂处的香港产生就顺理成章了。1842年之后，近代西方商业机构来到香港，从事贸易的company被译成“洋行”，经营信用的bank被译成“银行”，一个汉语新词就此诞生。

“银行”一词，随着西方经济势力的扩张，逐渐从香港向内地传播扩散。1872年的《申报》刊登过银行的广告。光绪十三年（1887）前后，李鸿章与美国人议办“华美银行”，“银行”进入官方语言。但光绪十二年（1886）冬出版的《富国养民策》，仍将原书“Banking”一章中的bank译为“银庄”，说明此时“银行”尚未进入大众语言，而到10年后的1896年，傅兰雅翻译《保富述要》，书中已通篇都是“银行”了。（下）

见3月2日金融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