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将中的“五魁”，是否就是科举中的五魁？这让人疑惑。因为中国社会的语言系统，历来就是按人群分圈子的。上层人和底层人关心的事物不同，说出话来也不同，于古尤甚，所以大人先生写文言，升斗小民说白话，而且早早就产生了“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这样的成语。打牌赌博，是底层百姓的消闲方式。上层人虽然暗里也非常喜欢，打的昏天暗地，但嘴上总是要表现出不齿、不屑，甚至不时严加禁绝。这样一个发源于底层的游戏，会引入上层人语境中的词语么？不是“五经魁”，又是什么?

不得不说，纸牌“五万”上的“奎”字泄露了秘密。纸牌与麻将的关系实在密切，乃至可说是同一种游戏，只是牌的介质、形状不一样。据考证，纸牌与麻将均脱胎于古代的“叶子戏”，先有纸牌，后有麻将，麻将中的筒、索、万，也就是纸牌中的钱、贯、万贯，古今叫法不同而已。内容上不同的地方，主要在纸牌的万贯是带人物图像的，而且都是水浒人物，保持着叶子戏的最初面貌。麻将则去掉了人像。究其原因，应该还是出在技术上：纸牌是印刷的，可以大量复制，图案复杂些无所谓；麻将逐个雕刻，只能尽量减省图案以节约成本、稳定质量。麻将图案抽象化，隔断了它与其原型叶子之间的联系，让现今打牌的人不再知道它的来历。

好在麻将还有这个长得不太像的兄弟。从网搜结果看，现存的晚清民国纸牌及印版，其“五万”的图案中都有一个“奎”字。看来，“捉五魁”其实应写作“捉五奎”。问题又来了：“五奎”是什么？有人说是“奎星”，与“魁星“相通，一番周折后又回到“五经魁”上。

天佑闲人，这时不假搜索，一条材料就跳了出来，那就是陆容《菽园杂志》卷十五中的一则：

斗叶子之戏，吾昆城上自士夫，下至僮坚皆能者。予游昆庠八年，独不解此。人以拙嗤之。近得阅其形制，一钱至九钱各一叶，一百至九百各一叶，自万贯以上皆图人形，万万贯呼保义宋江，千万贯行者武松，百万贯阮小五，九十万贯活阎罗阮小七，八十万贯混江龙李进，七十万贯病尉迟孙立，六十万贯铁鞭呼延绰，五十万贯花和尚鲁智深，四十万贯赛关索王雄，三十万贯青面兽杨志，二十万贯一丈青张横，九万贯插翅虎雷横，八万贯急先锋索超，七万贯霹雳火秦明，六万贯混江龙李海，五万贯黑旋风李逵，四万贯小旋风柴进，三万贯大刀关胜，二万贯小李广花荣，一万贯浪子燕青。或谓赌博以胜人为强，故叶子所图，皆才力绝伦之人，非也。盖宋江等皆大盗，详见《宣和遗事》及《癸辛杂识》。作此者，盖以赌博如群盗劫夺之行，故以此警世。而人为利所迷，自不悟耳。记此，庶吾后之人知所以自重云。

对本文来说，重要的是这句：五万贯黑旋风李逵。原来，不是要“捉五魁”，也不是要“捉五奎”，而是要“捉五逵”，全中国打牌的人都想捉住李逵。

陆容说的“水浒叶子”，是景泰年间的。至嘉靖时潘之恒作《叶子谱》，所述牌色人物又有所变化，其四十万贯为李逵，五万贯则为混江龙李俊。李逵何时回归“五万贯”史无记载，但可以推测。因为清代叶子牌从四门40张，变为3门30张，取消了十万贯一门，10位梁山好汉被下岗，李逵正在其中。也许就在此时，人们又爱又恨的李逵替代李俊，重回五万贯。至清末，纸牌去发明之初愈来愈远，人们对其设计初衷已不甚了了，以至于五万贯上的“李逵”讹变为一个“奎”字。到麻将时代，李逵在牌面图案中已了无踪迹，但在语言中却通过“捉五逵”保留下来，不能不说是一件神奇的事情。

上引陆容说的一大段，研究水浒的人耳熟能详，因为它对了解水浒故事成型时代太重要了。其实这段内容，对了解水浒叶子的成型年代也同样重要，但研究博戏的人却很少引用它。我在网上翻阅了一些研究赌博、游艺的书，只有王春瑜先生引了一点，也未详加说明。

叶子、马吊、纸牌、麻将之类，都是民间游艺之具，和古代无数发明一样，是在生活中逐渐丰富、完善起来的。其兴替沿革的大脉络，经前人研究已比较清楚，但如果非要找出具体的发明人和发明时间，恐难如愿，因为根本就不存在。历来论述无论详略，都有矛盾龃龉之处，材料不足，也不能详辨，对马吊牌的起源时间，清人多认为起源于天启间，民国以来人则认为要早一些，可上推到明中期。从陆容所说看，马吊牌或说带水浒人物图像类似马吊的叶子牌，定型的时间比明中期还要早一些。陆容游学昆庠时，叶子戏已大行其道。据程敏政《篁墩文集》卷五十《参政陆公传》，陆容卒于甲寅（弘治七年1494）七月戊申，年五十有九【《明人传记资料索引》陆容传推其生卒年为（1436-1497），不确。以此卒年减生年，得年六十有二，与五十九不合】。“十六为县学生，大肆力于经史百家，至废寝食。而凡摴蒱博弈之戏，一不罫目。”其入庠之年当为景泰二年（1451）。其时刻画有水浒人物图像的叶子戏已上下风行，产生年代自然早于这一年。按明版书的分期，景泰算得上明初了。

还有人说马吊牌兴起于元代，惟其论据存在问题。常任侠《明写本马吊谱定本记》：

元陶宗仪《说郛》有言：“吴人龙子尤《马吊脚例》即马吊牌谱。”是马吊牌之名称，在元时已行。盖元明之间，吊、叶子与马吊牌，实为同物，或称叶子，或称马吊，其谱同也。新式之马吊牌，始行于天启，故称嘉靖时代之马吊牌为旧，且天启马吊牌，专称马吊牌，叶子之名始废。

《说郛》本明清之际书贾所为射利之书，托名陶宗仪，与陶与元实无关涉。龙子尤即冯梦龙，其《马吊牌经》流传至今。这条材料只能证明《说郛》确系明末人伪托而不是其他。常先生于此有所失察。

把“五万”叫成“五逵”，源于这张牌由李逵命名，应是成立的。那为什么要说“捉”呢？我觉得这与叶子牌最初的设计思想有关。过去人们对叶子为什么要画水浒人物，而且要与银钱结合起来，也是众说纷纭，像陆容就认为，“宋江等皆大盗，作此者盖以赌博如群盗劫夺之行，故以此警世”。但这样的可能性有多大？从人性角度看，从古至今，以警世为目的的游戏都难以流行。人们玩游戏，是为了在虚拟世界中释放被现实压抑的欲望，谁是为了接受正统教育的？不用到古代找例子，看看现在的电子游戏就知道了。所以揣测古人玩水浒叶子戏的取义，极有可能不是扮强盗，就是捉强盗。王渔洋就主张后者。《居易录》卷二十四：

宋张忠文公叔夜，招安梁山泺榜文云：“有赤身为国，不避凶锋，拿获宋江者，赏钱万万贯，双执花红；拿获李进义者，赏钱百万贯，双花红；拿获关胜、呼延绰、柴进、武松、张清等者，赏钱十万贯，花红；拿获董平、李进者，赏钱五万贯，有差。”今斗叶子戏，有万万贯、千万贯、百万贯、花红递降等彩，用叔夜榜中语也。

张叔夜榜文，经余嘉锡先生考证，查无实据。但是扮官兵捉强盗，确实符合民间游戏取义的心理。从“捉五逵”来看，既然“五逵”是远从明初遗留下来的语言化石，“捉”说不定也具有极深的历史渊源。如此，这个“捉”字，可为“捉强盗”说提供一个旁证。

按：近将此博文稍加删减，敷衍成文，在报纸上发了一下。题目不言“水浒叶子戏”而云“麻将”者，从俗也。

        从“捉五魁”看麻将起源

                         http://news.jinti.com/news/upfiles/20110506/2011050608215414880.jpg

在很多地方，打麻将讲究“捉五魁”，就是已有四万和六万，得到五万后“胡牌”。打牌的多会玩这个花样，但少见有人去追究它的来历——五万为什么又叫“五魁”，还要把它捉住？

近来偶然看到一副清末的纸牌，牌上的一个字，揭示了这个秘密。由此追根溯源，还可以探讨一下麻将等牌类游戏因何起源这一难题。

现在玩的麻将牌，问世时间并不早，据研究大概初现于清代晚期的咸丰、同治（1851-1874）年间，其前身纸牌，则历史悠久。麻将牌面图案筒、索、万，就是纸牌中的钱、贯、万贯，二者玩法也基本相同，可说是同一种游戏，只是牌的材质、形状不一样而已。纸牌由古代的“叶子”传承演化而来，从明代到民国一直广为流行，直到近几十年才退出舞台。它的“万贯”一门印有人物图像，而且是水浒人物，保持着叶子戏的最初面貌。麻将则不再刻画人物，并将“几万贯”三字简化“几万”。这因为纸牌是印刷的，可大量复制，图案复杂些无所谓；麻将逐个雕刻，只能尽量简化图案以节约成本，稳定质量。麻将图案抽象化，隔断了它与其初型“叶子”之间的联系，让今人不再知道它的来历。

纸牌上那个泄露天机的字，就是“五万贯”的“奎”字。它将语言中的“五kui”与牌中的“五万”直接联系起来。看来常写的“魁”只是个记音符号，正确的写法应是“捉五奎”？问题又来了。“五奎”是什么？这就涉及到那个埋藏已久的秘密。

现存文献中，最早记下纸牌游戏“叶子戏”详细情况的，是明代昆山人陆容的《菽园杂志》。其书卷十五说：

斗叶子之戏，吾昆城上自士夫，下至僮坚皆能者。予游昆庠八年，独不解此。人以拙嗤之。近得阅其形制，一钱至九钱各一叶，一百至九百各一叶，自万贯以上皆图人形，万万贯呼保义宋江，千万贯行者武松，百万贯阮小五，九十万贯活阎罗阮小七，八十万贯混江龙李进，七十万贯病尉迟孙立，六十万贯铁鞭呼延绰，五十万贯花和尚鲁智深，四十万贯赛关索王雄，三十万贯青面兽杨志，二十万贯一丈青张横，九万贯插翅虎雷横，八万贯急先锋索超，七万贯霹雳火秦明，六万贯混江龙李海，五万贯黑旋风李逵，四万贯小旋风柴进，三万贯大刀关胜，二万贯小李广花荣，一万贯浪子燕青。

对本文来说，重要的是这句：五万贯黑旋风李逵。原来，不是要“捉五魁”，也不是要“捉五奎”，而是要“捉五逵”，古今打牌人都想捉住的是李逵。

陆容说的“叶子之戏”，是景泰（1450-1457）年间的玩法。至嘉靖（1522-1566）时潘之恒作《叶子谱》，所述牌色人物又有变化，其四十万贯为李逵，五万贯则为混江龙李俊。李逵何时回归“五万贯”史无记载，但可以推测。清代叶子牌从4门40张，变为3门30张，取消了十万贯一门，十位好汉被迫下岗，李逵正在其中。也许就在此时，李逵替代李俊重回五万贯。到清末，纸牌去发明之初愈来愈远，人们对其设计初衷已不甚了了，以至于五万贯上的“李逵”讹变为一个“奎”字。到麻将时代，李逵在牌面图案中已了无踪迹，但在语言中却通过“捉五逵”保留下来，不能不说是一件神奇的事。

叶子、纸牌、麻将，都是民间游艺之具，和古代无数发明一样，是在生活中逐渐丰富、完善起来的。其兴替沿革的大脉络，经前人研究已比较清楚，但如果非要找出具体的发明人和发明时间，恐难如愿。历来论述无论详略，都有矛盾龃龉之处，材料不足，也不能详辨。从陆容所说情况看，绘有水浒人物图像的叶子戏，在他上学时已大行其道，其时在景泰二年（1451），水浒叶子产生的年代自然早于这一年。

把“五万”叫成“五逵”，源于这张牌由李逵命名，应是成立的。那为什么要说“捉”呢？我觉得这与叶子牌最初的设计思想有关。过去人们对叶子为什么要画水浒人物，而且要与银钱结合起来，也是众说纷纭，像陆容就认为，“宋江等皆大盗，作此者盖以赌博如群盗劫夺之行，故以此警世”。但这样的可能性有多大？从人性角度看，从古至今，人们玩游戏，是为了在虚拟世界中释放被现实压抑的欲望，没有谁是来受正统教育的。所以水浒叶子戏的取义，极有可能不是扮强盗，就是捉强盗。清人王士禛就主张后者。他在《居易录》卷二十四中说：

宋张忠文公叔夜，招安梁山泺榜文云：“有赤身为国，不避凶锋，拿获宋江者，赏钱万万贯，双执花红；拿获李进义者，赏钱百万贯，双花红；拿获关胜、呼延绰、柴进、武松、张清等者，赏钱十万贯，花红；拿获董平、李进者，赏钱五万贯，有差。”今斗叶子戏，有万万贯、千万贯、百万贯、花红递降等彩，用叔夜榜中语也。

张叔夜榜文经近人余嘉锡考证查无实据。但是扮官兵捉强盗，确实符合民间游戏取义的心理。从“捉五逵”来看，既然“五逵”是远从明初遗留下来的语言化石，现在的麻将术语如“碰”、“胡”等也都起源甚早，“捉”也可能具有极深历史渊源。如此，这个“捉”字，可为“捉强盗”说提供一个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