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潜墓志与魏晋南北朝的“安墓”
(2010-12-17 03:1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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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潜墓志与魏晋南北朝的“安墓”
1998年4月,河南安阳县西高穴村村民在为砖厂爆破取土时,发现了埋藏于后赵建武十一年(345年)的“鲁潜墓志”。墓志上除写明墓主人鲁潜的姓字爵里及下葬时间外,还标明了鲁潜墓与“故魏武帝陵”的相对距离,引发了学者们对曹操高陵具体位置的讨论,认为高陵应位于墓志出土地点附近[1]。2009年12月,曹操高陵果然在西高穴村被发现,鲁潜墓志遂作为一个重要旁证写入考古发掘简报[2]。
但随着有人对曹操高陵考古成果的质疑,鲁潜墓志也被怀疑,甚至被一些人看作是专为“曹操墓造假”充当证据而埋的“地雷”,即现代人伪造埋藏的赝品。指控鲁潜墓志为假的理由,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对其文字内容的理解,如认为文中某些文句不通、不符合古代行文习惯等[3]。那么,鲁潜墓志的内容究竟是否今人伪造?这需要对其通读并读通才能做出判断。
对古代碑铭文字的行文体例,前人做过不间断的研究,有很多《金石例》一类的著作传世。本文首先拟引用清代学者总结出的各式文例,来看鲁潜墓志的行文是否符合南北朝时期碑铭文字的通例,判断其是否羼入了现代内容[4]。
墓志志文加标点如下:
赵建武十一年,太岁在乙巳。十一月丁卯朔。故太仆卿、驸马都尉勃海赵安县鲁潜,年七十五,字世甫,以其年九月廿一戊子卒。七日癸酉葬。
按照内容,志文可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记鲁潜的姓字爵里及下葬事宜,后一部分记鲁潜墓的方位与形制。我们先看前一部分。
“赵建武十一年,太岁在乙巳。十一月丁卯朔”,“以其年九月廿一戊子卒。七日癸酉葬。”志文记时间的方式,既用年月日,又用干支。
关于纪年,王芑孙《碑版广例》四曰:汉武班碑书“建和元年太岁在丁亥” ,古以干支纪日,不以纪年,然以干支纪年,亦自汉有之矣。
关于纪日,顾炎武《日知录》二十曰:古人文字年月之下,必系以朔,必言朔之第几日而又系之以干支。如鲁相瑛孔子庙碑云:元嘉三年三月丙子朔、二十七日壬寅是也。
可以看出,后赵建武十一年(345年)晚于东汉建和元年(147年)近200年,以干支纪年早有先例。年月之下系以朔、必言朔之第几日而又系之以干支,在这些方面,志文都和文例相符。文中容易误解的一个地方是“七日癸酉葬”,说的是十一月七日。十一月朔日为丁卯,七日为癸酉。鲁潜的葬事是在十一月办理的,他的卒日“九月廿一戊子”属于插叙,不能与下文连读。
对于此节,冯登府《金石综例》二曰:隋安喜公李使君碑云,某年月日薨于京邸,春秋六十有五。按:汉碑皆书年寿于卒前,此独变法,即今人所本。
此志产生时代早于隋200余年,尚沿用汉代旧法,正是“书年寿于卒前”,符合文例。从志文的第一部分看,没有不符合南北朝碑铭文字习惯的地方。下面再看志文的第二部分:
墓,在高决桥陌西行一千四百廿步,南下去陌一百七十步,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卌三步,北回至墓明堂二百五十步,师上党解建字子泰所安。墓入四丈,神道南向。
这一部分最难理解,争议也最大。质疑者提出,整篇志文字数并不多,为何要拿出这样大的篇幅来写墓地的位置?何以鲁墓明堂离魏武王陵的距离要精确到步,这不是为“曹操墓”指路还能是干什么?鲁潜的墓志中为何要牵涉进另一个人物解建?他的身份和作用是什么?这些问题,即使那些认为鲁潜墓志为真、为其辩护的文章也没能妥善解决。因此,本文将重点加以探讨。
梁玉绳《志铭广例》二曰:葬地书向,堪舆家罗经之术见于文中,汉以来有之矣。《隶释》八马江碑书曰:先君之庚地。
笔者认为,鲁潜墓志的这部分内容也与“堪舆家罗经之术”有关。
中国古代堪舆相墓之术,自古有之,至汉末魏晋臻于成熟,晋郭璞则被视为堪舆之祖师,传有《葬经》。《孝经·丧亲》云:“卜其宅兆而安措之。” 唐玄宗注:“宅,墓穴也;兆,塋域也。”说明墓地是要经过卜择的。《志铭广例》拈出的《马江碑》所记“先君之庚地”,是其事见于碑志之一例。降至汉末,蔡邕所做哀挽文字中,有不少涉及卜墓安厝的内容,如《汉交趾都尉胡夫人黄氏神诰》[5]:
于是公乃为辞,昭告先考,然后卜定宅兆,龟筮悉从。遂营窀穸之事,举封树之礼。
又如《济北相崔君夫人诔》:
乃谋卜筮,言考其良。建彼兆域,于时翳藏。
可见,当时营葬的完整过程可分为三个步骤:卜墓、建墓、埋葬。
这时我们特别注意到鲁潜墓志中的“墓,……师上党解建字子泰所安”一句中的“安”。 安有埋葬之义,如上引《孝经》之“安厝”,以及使用至今的“安葬”、“奉安”等。这个“安”的对象是死者而不是坟墓。但鲁潜墓志的“安”字出现在描述坟墓本身的文字中,显然“安”的是“墓”而不是“人”。其实,这个“安”,表示的正是一个后世字书已失载的义项,即以卜筮、堪舆手段选择确定墓址,也就是营葬三步骤中的第一步——卜墓,近于后世的“看风水”。
在鲁潜墓志埋藏前后的史料中,不少“安”字是这种用法。例举如下:
安宅兆。上面已引过蔡邕关于“卜宅兆”的用例,他在《议郎胡公夫人哀赞》中又说:“昔予考之即世兮,安宅兆于旧邦。”
按:安宅兆即为卜宅兆之义。
安墓。《晋书·郭璞传》[6]:璞以母忧去职,卜葬地于暨阳,去水百步许。人以近水为言,璞曰:当即为陆矣。其后沙涨,去墓数十里,皆为桑田。《太平御览》卷五百五十八引《世说》[7]:郭景纯过江,居于暨阳。母亡,安墓【去水】不盈百步。时人以为近水,景纯曰:将当为陵。今沙涨,去数十里,皆为人居家桑田。
按:郭璞传为堪舆相墓祖师。《太平御览》所引《世说》,今本作“郭景纯过江,居于暨阳,墓去水不盈百步”,当脱去为其母“安墓”的文字,顾炎武以来多所辨正。《太平御览》引文则脱“去水”二字。《晋书》中的“卜葬地”,等同于《世说新语》中的“安墓”。
安坟。《北堂书钞》冢墓下有“老父安坟”一则[8],引《晋书》:陶侃微时,丁艰,将葬,家中忽失牛而不知所在。遇一老父,谓曰:前见一牛,卧山汙中。其地若葬,位极人臣矣。《太平御览》卷九百“牛下”引祖台之《志怪》云:(一老翁)便举手指云:向于山岗上见一牛眠山汙中,必是君牛。此牛所眠处便好作墓安坟。
按:祖台之东晋人。 “安坟”即确定墓址之义。
安兆。《南齐书·萧子响传》豫章王萧嶷上表(刘绘代作):伏惟一下天矜,爰诏蛸氏,使得安兆末郊,旋窆馀麓。
按:“安兆”义同于“安宅兆”。
安卜。《陈书·世祖本纪》:壬辰诏曰:梁孝元遭离多难,灵榇播越……江宁既有旧茔,宜即安卜。车旗礼章,悉用梁典。
按: 安卜连用,词义相近。
在北朝墓志中,也有此类用例[9]:
魏興和三年《司馬興龍墓志铭》:左都右岫,面原背道,形勝所歸,安其宅兆。
北齐天保六年《竇泰墓志铭》:左右山川,顧瞻城闕,地臨四野,道貫二都。卜云其吉,安茲宅兆,刊德壤陰,終古無絕。
两则讲的都是根据地形地势确定墓地,“卜云其吉,安茲宅兆”,卜是手段,安是结果。以上语例都是汉魏南北朝时期的,与鲁潜墓志相去不远。唐宋文献中还有“安茔”、“安穴”等同类用法,去后赵年代稍晚,就不引用了。只有一个例子,虽然时代也晚一点,但提供了技术细节,节录于此,以供参照。
《大唐开元礼·卜宅兆》[10]:既度宅兆,掘四隅,外其壤;掘中,南其壤。……当安墓处,立一标;又于四隅各立一标。
可见“安墓”的具体操作手法。
既然以墓为工作对象的“安”是“看风水”选墓址,那么从事这项工作的“上党解建字子泰”的身份“”就清楚了。是“师”的别字,《曹全碑》有“兴征讨”、“还振旅”,《武荣碑》有“外□旅”,都是师旅的别写。解建这个“师”,不会是老师,也不会是“王师”[11],只能是现在说的“风水师”,当时的“葬师”、“冢师”或者单称“师”。
《太平御览》四十七卷引孔晔《会稽记》:永兴县东五十里有洛思山。汉太尉朱伟为光禄大夫时,遭母哀,欲卜墓此山,将洛下冢师归,登山相地。
《古诗源·山经引相冢书》:山川而能语,葬师食无所[12]。
《晋书》卷五十一司马谧传,记载谧著论为葬送之制,名曰《笃终》,其中说“无问师工,无信卜筮”。此“师工”之“师”,正对应鲁潜墓志中的“师”。
至此,我们解决了鲁潜墓志文中的一个关键问题。用现在的话说,风水师上党人解建(字子泰)给鲁潜墓看风水,决定了墓穴、明堂位置。这个位置是以高决桥和魏武帝陵为参照的,表现为距离它们各自多少步。解建根据当时的风水堪舆理论,从这两个著名建筑物出发,向不同方向步量,即西去、南下、西行、北回,通过符合风水规定的步数确定了墓穴所在。志文记录的鲁墓明堂与魏武帝陵精确的相对位置,既不是给曹操墓指路,也不是给鲁潜墓指路,而是对解建看风水步量路线的客观记录,所以才会精确到“步”。其步行路线曲折,与堪舆理论有关,使用的可能是后世所称“步地取吉穴法”[13]。
“安墓”是营葬鲁潜的第一个步骤。下文的 “墓入四丈,神道南向”,属于建墓工程设计,是营葬的第二个步骤。墓深入地下四丈,神道方向向南,当然也是根据风水理论设计的。志文第一部分则是墓葬建好之后埋葬死者的步骤,为第三个步骤。这三项工作构成了鲁潜死后营葬的全过程。从这个角度来说,“鲁潜墓志”更强调“墓”的选择设计建造,而不是鲁潜其人其事;是名副其实的“墓志”,而不是后世那种单纯的墓主传记。它除了让人们了解更多后赵历史、并证实了曹操高陵的位置外,也是一篇难得的古代墓葬营建工程文献。
现在我们要回到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那里。从行文看,鲁潜墓志的词语、句式、内容都符合清人归纳出来的碑铭文例。换句话说,如果此志出土于清代,清人不会认为它不合文理、情理。而文中的“安墓”、“(冢)师”等语,具有浓厚的时代特点。它们流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宋代以后已罕有使用,至迟《康熙字典》中已无此义项。文中表现出的堪舆技术如安墓的步法、方位的选择,都不是现代人能轻易了解、仿造的。从这点看,鲁潜墓志的文字不会是今人伪造的。
[1] 党宁《由“鲁潜墓志”探寻魏武帝陵》,殷都学刊,2002年第4期;龙振山《鲁潜墓志及其相关问题》,华夏考古,2003年第2期。
[2]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安阳市西高穴曹操高陵》,考古,2010年第8期
[3] 质疑人士的观点,多散见于2010年的媒体新闻报道中,不一一列举。
[4] 本文所引清人观点,转引自黄任恒《石例简钞》,民国刻本。
[5] 蔡邕文均见《蔡中郎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
[6] 本文所引正史文,均用中华书局标点本。
[7] 本文所引《太平御览》,均用中华书局《四部丛刊三编》本。
[8] 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
[9] 均见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
[10] 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
[11] 梁满仓《从知识含量看鲁潜墓志的真实性》一文认为“解建所安”是由一个叫解建的人来安放鲁潜的墓志。“师”是王国属官,上党指“上党王”。“师上党”的意思是解建曾为上党王师。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0月21日。
[12] 布衣书局论坛网友alin先生提示,附此致谢。
[13]alin先生提示,《重校正地理新书》卷十三有“步地取吉穴法”八种,其中三种可能与解建为鲁潜墓步地取穴的方法相关:一曰阡陌法,二曰金龙车影法,六曰墩法。墩法即依古冢寻找吉穴。
(再炒一次冷饭,把资料归拢一下。说不定有点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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