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北辰新浪博文曹操墓认定的礼制性误判（之三）对“曹操死后但未被追尊为‘武皇帝’之前，当时君主臣民以第一人称所做书面文字或口头讲话中，以‘武王’称曹操而不加国号‘魏’者”的语例做了统计，总共有6处（为便于引用，我给编了号）：

1、汉帝以众望在魏，乃召群公卿士，告祠高庙。使兼御史大夫张音，持节，奉玺绶禅位，册曰：“咨尔魏王：昔者帝尧禅位于虞舜，舜亦以命禹。天命不于常，惟归有德。汉道陵迟，世失其序；降及朕躬，大乱兹昏；群凶肆逆，宇内颠覆。赖武王神武，拯兹难于四方，惟清区夏，以保绥我宗庙。”（《文帝纪》延康元年十月正文）

2、乙卯，册诏魏王禅代天下曰：“惟延康元年十月乙卯，皇帝曰：‘咨尔魏王：夫命运否泰，依德升降。三代卜年，著于《春秋》。是以天命不于常，帝王不一姓，由来尚矣。汉道陵迟，为日已久。……。当斯之时，尺土非复汉有，一夫岂复朕民？幸赖武王德膺符运，奋扬神武，芟夷凶暴，清定区夏，保乂皇家。’”（《文帝纪》裴注引《献帝传》）

3、辛酉，给事中、博士苏林、董巴上表曰：“……昔光和七年，岁在大梁。武王始受命，于时为将，讨黄巾。是岁，改年为中平元年。”（同上）

4、相国歆、太尉诩、御史大夫朗及九卿奏曰：“……陛下正于大魏受命之初，抑虞、夏之达节，尚延陵之让退；而所枉者大，所直者小，所详者轻，所略者重。中人凡士犹为陛下陋之。没者有灵，则重华必忿愤于苍梧之神墓，大禹必郁悒于会稽之山阴，武王必不悦于高陵之玄宫矣。是以臣等敢以死请。且汉政在阉宦、禄去帝室七世矣，遂集矢石于其宫殿，而二京为之丘墟。当是之时，四海荡覆，天下分崩。武王亲衣甲而冠胄，沐雨而栉风；为民请命，则活万国；为世拨乱，则致升平。”（同上）

5、追尊皇祖太王曰太皇帝，考武王曰武皇帝，尊王太后曰皇太后。（《文帝纪》黄初元年十一月正文）

他说，以上6处例证当中，前面两处出自汉献帝亲自下达的诏书，最后一处出自曹丕称帝之后自己发布的文告，其余三处则出自朝廷臣僚的上奏。所有这些上至皇帝下至臣僚对曹操的称谓中，全都整齐划一只使用其谥号“武王”，而没有加上其国号“魏”字。

他又对曹魏君臣以第一人称所做书面文字或口头讲话中，使用“武皇帝”、“武帝”、“武皇”来称呼曹操者做了统计，总共34处。

他还统计了二十四史中使用谥号再加国号即“魏武王”来称呼曹操者，总共有4处；以谥号加国号即“魏武皇帝”、“魏武帝”、“魏武”来称呼曹操者，总共为396处。以上4处及这396处，全部为曹魏之后的各朝人士所使用，没有一处是出自当时曹魏君臣第一人称之口。

方文认为这证明了一个观点：曹操丧葬礼仪中如果出现文字，就只能出现“武王”的规范性书写格式，而绝对不能再加上“魏”字的国号。这一个“魏”字的有无，在当时乃是极其严肃的政治原则问题，容不得任何随意和混淆。

方先生做的这项统计很有用处。我觉得，一，证明了自古以来臣下称君主不加国号的规则在魏仍获得遵守；二、证明了曹操死后人们使用谥号“武王”来称呼他，而不是有些人说的什么“汉丞相”一类；三、证明了“魏武王”一名确实于史有据，而非生造。

但放到历史大背景下，这项统计结果的证明力也有限，恐怕并不能导出方文最后的结论。一、臣民称呼君主不加国号是古今通例，看不出曹操享受了特殊待遇；二、魏国大臣在陈述内部问题时的称呼，反映不出魏国之外的情况；三、汉献帝的称呼实际上是加国号的，不能用来作正方证据。

世传第一部史书是《春秋》，《春秋》的第一篇是“隐公”，“隐公”的第一句是“元年春王正月”。历代无数注释文字就从这里开始，告诉读者：隐公是鲁国的隐公，王是周朝的天王。为什么作者（孔子？）不直接写鲁公、周王呢？这里面牵涉到一个重要原则（春秋义法）：上自天下，下至诸侯国，他的臣民在提及本朝、本国的君主时，是不能在君主的称号前加朝代号、国号的。《春秋》是鲁国史记，所以史官在称鲁君时不加“鲁”、称更上一级周朝的天子时不加“周”。

    汉人延续了这个规则，《史记》、《汉书》中凡称呼本朝帝王，均不加国号。曹丕篡汉前的魏国、篡汉后的魏朝，也只是沿袭这项规则而已，并非曹操特殊化享受什么待遇。由于诸侯国内称呼君主也不能加国号，故无法证明不加“魏”字就是享受天子待遇。

    在一国内部事务中，臣民称君主不加国号，但在外部，天下对诸侯国，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称呼起来则必须加国号，否则无法分别你我。《春秋》及《左传》都是这样，史官对鲁国国君径称“公”，称其他各国国君则加国号。汉文帝致南越国王书，加国号；曹植称呼魏分封诸王，加国号；《魏志》记魏朝谥司马懿为舞阳宣文侯、为晋文王治丧，都加国号。所以，要证明曹操是否可称为“魏武王”，要到魏国之外找例子，不能到魏国内部去找，因为在魏国不可能找到，即使找到也一定是有问题的。

    方文中所举例1和例2，就是魏国之外的称呼，体现天子与诸侯（或可说两个并列之国）的关系。它们是禅位诏书，史上罕见的独特文字，行文分寸很难拿捏，即使这样，汉帝仍然称呼曹丕为“魏王”，在王号上加了国号。此时的曹丕是即将登基的皇帝，身份实际上已高于他担任的“魏王”，也高于死去的“武王”。从逻辑上说，如果汉献帝面向曹操作一篇文章，比如《汉书》说他曾亲制祭文，可以也应该在称号上加国号“魏”。这两道诏书在提到“武王”时未加国号，主要原因应该是一开始已经称呼国号，这里顺接前文，不加也不影响理解。这是通行的文章作法，未必有何深意。另外，也许有这种意思：“武王”是魏国的先王、曹丕的父亲。在两人对话谈到他时，加上国号会增加疏离感，让曹丕听着像说外人一样。在一个艰于措辞的禅位诏书中，不加国号更为得体，但不表明不可以加。

    方文所举例3中，其实还提到另一个“武王”——周武王，也未加国号。两个“武王”都无国号，但读时并未产生歧义，这是因为在前面说到周文王时已加国号，至此顺读即可。“周文王始受命，岁在鹑火。至武王伐纣十三年，岁星复在鹑火”。这与“魏王……武王”的写法不是很像吗?

    所以不能仅凭魏国内部不称“魏武王”，就否定曹操死后可用“魏武王”名号，也不能据此判断其墓中不能出现“魏武王”名号。

    附录一·对《史记》《汉书》中汉高祖、汉武帝称呼的检索结果

   《史记》，称“高皇帝”者25处，称“高祖”者260多处，称“汉高皇帝”和“汉高祖”者0处。

   《汉书》，称“高皇帝”者73处，称“高祖”者250余处。称“汉高皇帝”者2处，都是王莽建立新朝以后的事；称“汉高祖”者一处，也是王莽篡汉以后的事。

    《汉书》，称“武皇帝”者34处，称“武帝”者240多处。称“汉武皇帝”者0处，称“汉武帝”者2处，都出现在《匈奴传》中，其中一处是王莽政权时期的事。另一处可能因所记为国际事务、或是资料来源问题所致，需加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