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北辰先生《曹操墓认定的礼制性误判》一文中搜集了很多汉魏之际人称呼曹操的资料。有几处明确称呼“魏武王”的，方先生认为“全都出现在曹魏之后其他后起朝代的史臣笔下，而非曹魏君臣以第一人称所做的书面文字或者口头讲话当中”，不把它们作为当时的语料来使用。其实，后代史官记下的话，未必不是照抄当年史官的记录，但既然辨析不易，把它们剔除也好，这样更容易重点集中地讨论问题。

既然要辨析语例的年代，就要对所有语例都加以考辨、取舍。而现在方先生所举的、认为可以用来证明其观点的语例中，其实还有一些明显不是曹操卒谥武王和追尊武帝这一特定时间内的材料，也应该将其剔除，这样冤亲平等、一视同仁，有利于更好地讨论问题。

 《晋书》卷37《司马孚传》云：

（司马孚）迁太子中庶子。魏武帝崩，太子号哭过甚。孚谏曰：“大行晏驾，天下恃殿下为命。当上为宗庙，下为万国。奈何效匹夫之孝乎？”太子良久乃止，曰：“卿言是也。”时群臣初闻帝崩，相聚号哭，无复行列。孚厉声于朝曰：“今大行晏驾，天下震动。当早拜嗣君，以镇海内，而但哭邪！”孚与尚书和洽，罢群臣，备禁卫，具丧事，奉太子以即位，是为文帝。

这是方先生很重视的一段资料。他说：“司马孚身为曹操丧事的主要经办者，对于死者曹操的称谓，一连两次使用了‘大行’的措辞。而上文已经指出，所谓‘大行’，乃是已死之帝、后在其谥号尚未议定之前的代称”；“司马孚的语句‘今大行晏驾，天下震动。当早拜嗣君，以镇海内’，又先后使用了‘天下震动’、‘以镇海内’的措辞，也明显是将曹操、曹丕父子，视为君临天下和威加海内的天子和皇帝。

实际上我们看，《晋书》中这段记载才真是后世史官的语言，而不是当时的真实场景。因为“魏武帝”是魏代汉以后所上尊号，当时曹操不可能被称为“魏武帝”，特别是“奉太子以即位，是为文帝”，曹丕在曹操去世后即位嗣魏王，而不是魏帝，更不是死了以后才有的“文帝”。所以这段记载是修《晋书》的史官按后世的理解撰写的。既然如此，司马孚称“大行”也未必就是当时的实况，不应采用（其实司马孚当时也可能就是这么说的。但既然更多同类资料不被采信，这条也不应该采信）。

另外就是曹操两个儿子曹丕、曹植写的悼念性文章，曹丕的《武帝策文》、曹植的《武帝诔》，两者均见于《艺文类聚》卷13“魏武帝”条。方文说丕、植“在拟定题目时都是只用谥号称呼父亲，也没有加上其国号‘魏’字”。其实，这两篇文章都是在曹操下葬的时候写的，上面说过那时是没有“武帝”谥号的，曹植的文章里从始至终称其父为“我王”，所以这两篇文章的题目一定不是作者最初拟定的题目，而是后世编书者给加上的，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曹植还有一篇文章，提到他的父亲，方文没有引用。这就是有名的《宝刀赋》，最初见于《艺文类聚》。序云：“建安中，魏王乃命有司造宝刀五枚，三年乃就，以龙虎熊马雀为识。太子得一，余及余弟饶阳侯各得一焉。其馀二枚，家王自杖之。”这里他称呼曹操为“魏王”，爵位前面加了国号。这种提法是有问题的，先不论是否失敬，只说建安二十五年一月曹操去世，紧接着曹丕嗣立魏王，三月改元延康，虽然时间非常短，但建安二十五年毕竟存在过“两个魏王”，这里仅称“魏王”，指代不明。而另一个版本，晚出的《太平御览》中加了两个字，改成“家父魏王”。大概是有人看出了这个问题作的修改。其实深究起来，改过以后这篇文章仍有问题，如起手说“建安中”，表明文章写于建安后。但建安后曹丕已称王、称帝，不能称太子。所以，这篇序是否所有文字都出自曹植的手笔，还有疑问。因此，虽然它是臣子称父王加国号的例子，还是不用比较妥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