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读《顾随年谱》，读到里面一段故事，赶紧去翻书架，才知道自己藏的那本《留春词》也是缺页的——少第十、十一两页。十几年来，这书看过不止一遍，可直到读年谱之前，都没发现它缺页，读书真是够马虎的。

这本《留春词》和顾随其他几本词集（无病、味辛、荒原、濡露），都是1998年买到的。记得清楚，是因为那天正好是母校百年校庆，参加活动之前偶逛潘家园，就买到这几本词。早先读过张中行怀念顾随的文章，“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对顾随其人其作很是向往，忽然一下子几乎买全他的词集，高兴劲儿没法说，赶紧拿到学校向同学们炫耀了一番。后来木兆轩赠我《苦水作剧二集》，吴前又让给我《苦水作剧》，使顾随著作成为我聚书的一个小专题。我常说书缘其实就是朋友们的成全，这又是一个例证。

接下来继续说缺页。《顾随年谱》1941年下，有这样一段，来自其女儿顾之京的回忆《书斋纪事——女儿所知道的父亲顾随（下）》（未刊稿）：

那是一个严寒的冬日，一天晚饭后，母亲把院门屋门紧紧关闭，又严严地挂上窗帘，姊姊们围在饭桌旁，家里一片紧张气氛，这时父亲从倦驼庵里捧出了几大摞薄本的线装书放在桌子上，他什么话也没说，只见几个姊姊一本本地打开那线装书，翻到其中一处，仔仔细细地把那一页撕下来，连丝线装订处残剩的毛纸边也一点点抽净，然后母亲把这撕下来的书页拿进倦驼庵，投进取暖火炉的炉膛里烧掉了。炉子上坐着水壶，燃着的纸把壶水催得呼嘟呼嘟响，烟顺着烟囱冒出去了，纸灰也不会飞到屋子里。全家人一句话没有地做着这一切，气氛是从不曾有过的严肃与沉重，一向胆小的我甚至觉得有些恐怖，站在一旁看了一会儿也和姊姊们一起撕了起来。我识字早，小时候手也不算笨，大人们没有阻止我参加这“工作”，但这到底是干什么，我不明白，也没敢问。待我稍长大一些能自己“翻”书看时，发现父亲的《留春词》都是缺一页的，才知道这就是那一晚被撕的那本书。至于知道撕掉的是什么，已是我上大学以后。我偶然在父亲书斋里见到一本完整的《留春词》，原来当年被撕去的一页上赫然谱写有两首抗日的词——调寄《满江红》的一首歌颂“九一八”后东北坚持抗日的战士；调寄《踏莎行》的一首乃“代老兵送人出关杀贼赋”。如此，则撕书焚书的那一日当是1941年12月8日的后几日。日寇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旋即燕京大学被日寇劫夺封门，北平城里的空气更趋紧张，父亲是燕京大学专任教师，防范侵略者爪牙、特务的搜查，于是就有了父亲书斋里的第二次焚书。

与《顾随全集》对一下，这本《留春词》缺少的也是这两首词。这两页正是羡季先生带领女儿们撕去的。有了这个故事，这本缺页的书，会比完整的更珍贵吧？下面是被顾家毁掉的那两首词。

满江红

夜雪飞花，更映衬，宝刀如雪。看今夕，健儿身手，立功奇绝。星斗无光天欲泣，旌旗乍卷风吹裂。只衔枚袭近敌营时，心先爇。  鸣画角，声清越；扬白刃，光明灭。冒枪林弹雨，裹创浴血。保我版图方寸土，是谁青史千秋业。算英雄死去也无名，肠如铁。

踏莎行

为老兵送人出关杀敌赋

百战归来，半身癃废，此生自分常无谓。晚来独看鸟投林，宵深相伴灯成穗。  笳鼓悲凉，河山破碎，阵前嘶马摇征辔。为君重爇少年心，为君重下少年泪。

说完《留春词》，接下来再说说《顾随年谱》。对顾随作品爱好者来说，这属于不得不买的书。因为书中披露了大量未刊资料，重要的有上面引到的顾之京教授的回忆文章、顾随的集外诗词及致周汝昌的多封书信，还有很多照片、手迹，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全集》的补编。这部分内容，主要是顾之京和周汝昌两位老先生提供的，非常值得感谢。年谱的作者将它们编辑出版，也功不可没。

问题在于，这本年谱的主要价值，似乎也局限在这些资料上。就年谱本身而言，对谱主事迹的搜集整理、考证编年，并不能说是上乘之作，甚至还得说不如人意。《年谱》的资料来源，主要是顾随的著作，包括诗词文，写给卢伯屏兄弟、周汝昌的书信，以及顾之京的两篇回忆文章，作者将它们剪裁编年，敷衍成书。文章、书信时间明确的年份，记事就很详细；反之往往一年空过。顾随虽交游不广，但也绝非避世隐居的人，如果详加搜罗勾稽，对其社会、学术活动不会一无所获。既然号称年谱，很多年份却无事可记，作为读者是难以满意的。苛刻一点说，如果年谱的内容主要是谱主的文章或女儿的回忆， 稿费应该由谁来领呢？

《年谱》在技术上和编辑思想上也都有可议之处。如文字讹误，该书第一页就出现几处。“学者、诗人陈与兼生。陈与兼名声聪，号壶因、荷堂，福州人。曾任上海文史馆馆员。1987年逝世。有《张伯驹诗集》、《兼与阁诗》、《壶中词》等。”把《张伯驹诗集》归入陈兼与名下，估计是粘贴错误，已不应该。两次把“陈兼与”写成“陈与兼”，更无法解释。

再如认字也有问题。第127页顾随为周汝昌书《浣溪沙》词（但得无风即好天）手迹，其后有跋：“日来课事至忙，时时奔走风沙中……拙词不敢望宋贤，若宋贤集中亦殊少苦水此一番意境也。然否？”

作者却把“课事”识读成“谋事”，把“不敢望宋贤” 识读成“不欲效宋贤”。前一处倒还罢了，虽然“谋事”通常是找事做的意思，而顾先生有稳定的教职，并不需要奔走风尘找饭碗；后一处却实在不通：顾随此处寓自负于谦抑，认为自己的词可以抗行宋贤，当然是把宋贤作为榜样的，怎能说“不欲效”呢？而且苦水词取径北宋，既有夫子自道，也有众多评论者共识，更不能说“不欲效宋贤”。年谱作者既研究顾随，又研究近现代诗词史，居然出现这样的错误，不知何故。

事实不清。顾随毕生从事教育，最重要的经历就是中年起在几所大学任教。别的可以不清楚，这若干年的教学经历不能不清楚，这是为顾随作年谱的基本要求。但这本年谱在此问题上也存在不足。且看年谱：

1938年：先生在燕京大学。兼任中法大学课。4月，始在辅仁大学兼课。

1939年：先生在燕京大学。兼任中法大学课。

1940年：先生在辅仁大学。兼任燕京大学、中法大学课。

1941年：先生在辅仁大学。兼任燕京大学、中法大学课。……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被日寇封闭，此后先生主要在辅仁大学任教。

1943年：先生在辅仁大学。兼任中国大学、中法大学课。……秋季开学，先生始为辅仁大学专任教授。

顾随的主要研究和教学成就，大多获得于燕京和辅仁任教期间，因此在这两个学校的经历也特别重要。年谱对1939-1940年之间顾随从燕京转教辅仁的过程并无交代。从下文看，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被日寇封闭，此后先生主要在辅仁大学任教”；1943年“秋季开学，始为辅仁大学专任教授”，而顾之京回忆也说，1941年冬，为防止日寇的迫害，先生被迫将自己词集中有关抗日的文字撕下烧毁。“父亲是燕京大学专任教师，防范侵略者爪牙、特务的搜查，于是就有了父亲书斋里的第二次焚书”。可见，1940年顾随是否如年谱所说，“在辅仁大学。兼任燕京大学课”，是值得怀疑的。

还有的地方有喧宾夺主之嫌。这部年谱有一个被作序者“特别说明”的特点，就是“在年谱中每年都编入与旧体诗词创作有关的背景材料”，多是其他诗人词人的资料。顾随游踪有限，平生未出山东、河北二省，而且本质上是新文学作者，与这些人既不相识，更无来往，互相之间也不产生影响，却被硬生生牵合在一起。清朝的遗老遗少不说了，只说现代的：

1947年：

学者、诗人周济夫生。海南万宁人。海南日报副刊部主任，海南诗词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学者、诗人星汉生。山东东阿人。新疆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华诗词学会常务理事、新疆诗词学会副会长……

1948年：

诗人黄浦荣生。浙江浦江人。有《梦醒斋诗词选》。

诗人王玉祥生。河北乐亭人。承德日报主任编辑。

试问，读者知道了这些人的年龄、职务，会对顾随增加更多了解么？与上面那些相对的，则是该加说明的地方又惜墨如金，或说明不足，或不加说明。例如“1946年：是年春，先生挚友柴青峰先生，身在四川白沙，作有两首七绝《寄怀顾羡季》……先生长青峰先生11岁，曾同在辅仁大学任教，时相唱和。青峰先生1971年逝世……”按，青峰为柴德赓的号，普通读者并不熟知，却没有注明，而且柴德赓去世于1970年。此处称号不称名，既有乖体例，也给读者造成困难。

再如1949年，顾随谈禅著作《兔子与鲤鱼》出版，自序称“今者心圆道兄将以之付印”。“心圆道兄”是谁呢？书中也没有说明。其实并不难查明，这位道兄是先生的弟子滕茂椿。

始于叫好，终于挑刺，也真是毛病。不挑了，还是谢谢年谱提供了这么多新资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