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京铅与京运

《北征诗钞》卷一开篇为《贡铅行寄儿子昌生浙中》。这是一篇很长的五言古诗，只能分段引用，其第一段说到京铅与京运的始末：

钱刀重汉制，盐铁利国用。大禹疏九河，惟铅亦任贡。东南本水乡，西北多蛮洞。夜气识金银，采采徒役众。精者丹成砂，粗者白如汞借。其次杂泥涂，凝似乳汁湩。设以阴阳炉，锻炼人力哄。范金而合冶，斤必五十控（铅斤以五十斤为一块)。我皇初御宇，诏令有土送。宝源与宝泉，每岁课四仲（黔中每岁贡六百四十馀万）……

我国最初提炼生产金属锌的年代，大致在明朝后期。贵州何时开采锌矿及炼锌，因文献缺少记载，且古代锌与铅、锡概念混淆，难以断定，但至少在清朝前一百年，贵州的锌产量已经很大。至雍正末年，乃有采买贵州白铅运京以供鼓铸之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1]：

雍正十二年奏准：京局鼓铸，每年额办铅三百六十六万馀斤，自雍正十三年为始，令贵州巡抚遴委贤员，照各厂定价，每百斤给价银一两三钱，依数采买，分解宝泉、宝源二局，每百斤给水脚银三两。其商办之铅，停其采买。

这是京铅、京运开办之始。直到光绪末年，京局停止鼓铸，才不再从贵州采办京铅。

京铅数额，初依鼓铸需求量不同而每年不同，至乾隆间逐渐形成定额，并确定了每年二运四起的运解制度。《钦定大清会典事例》：

（乾隆）二十七年奏准：贵州省额解白铅四百二十四万一千九百一十四斤，上下两运，每运派府佐州县二员，分作四起运解。

《钦定户部则例》也有记载 [2]：

户工两局岁需正额白铅三百八十四万一千九百一十四斤，加额白铅五十五万斤，二共铅四百三十九万一千九百十四斤，由贵州省办解。分上下两运，每运户工两局白铅二百十九万五千九百五十七斤每运分两起，两运计分四起，每起分该户局白铅七十三万五千斤，分该工局白铅三十六万二千九百七十八斤八两，计户部宝泉局一岁实收两运四起白铅二百九十四万斤。

按俞诗中夹注所云“黔中每岁贡六百四十馀万”，与上引政书所记不合。根据《大清会典事例》，乾隆五十九年奏准京局鼓铸改为红铜六成、白铅四成配铸。依此配比，京局每年需铅斤四百馀万斤，铜斤六百馀万斤。道光十五年又覆准，贵州省运铅各员，每运由黔起程时，先行酌发银一万七千三十二两七钱八分三厘。这是按照各员领解铅一百二十二万三千七百八十八斤核发的。将一百二十二万馀斤乘以四，总数仍在五百万斤以内。这是道光中期的定额，去俞氏运铅年份不远。因此，俞氏所说的铅斤定额，不知是偶然误记，还是该年运京铅斤比定例有所增加。

四、运官遴选

《北征诗钞》卷一《贡铅行寄儿子昌生浙中》的第二段说：

丞倅牧令俦，奔走无缺空（自知府以下同知及县令皆任斯役）。圣人经国心，大小事咸综。臣本膺斯役，敬慎戒勿纵。

这涉及到运官的遴选。《钦定大清会典事例》：

（乾隆）四十一年又奏准：滇省运铜委员，责成各道保送，该管府州出具考语，由道加考移司。如所保之人，经督抚验系衰庸，即将保举道府州与扶同详委藩司，一并查参，分别议处。其报委后，非实有事故，不准改委。黔省运铅，亦照此办理。

《钦定户部则例》：

黔铅运京每年上下两运，运各两员，又楚运一员，共须五员。责成粮储道遴选一员，贵东口口口口口遴选二员，出具考语，送司按运委办。

为什么运员经报委之后，就必须领铅出发，“不准改委”呢？原因在于这项任务耗时费力，经费紧绌，考成严苛，加上沿途惊涛骇浪，时有性命之虞，被选中的官员，无不将此行视为畏途，甚至拼上辞官不做，也不愿干这种差事。为此，乾隆四十二年又专门发出上谕。《钦定大清会典事例》：

滇省承运京铜，该委员等几视为畏途，若迟误限期，仅予革职，劣员等或拌弃一官，图免重累，转得脱然事外。著户部将此项劣员，另行定议，于革职之外，拟以发往新疆效力，庶将来承办之员，知所儆戒，不敢贻误。

可见，辞官不做也是不准许，要被充军流放的。对运官来说，被选中相当于被派上战场，所以俞汝本把此行叫作“北征”，陈熙晋把诗集命名为“征帆”。俞汝本在《北征诗钞》的序中说，“俞子此行是不得意事，而于不得意中更有不得意者”，在《贡铅行寄儿子昌生浙中》向儿子嘱咐家事，谆谆切切，大类遗言（诗长不录），都体现了这种情绪。

而陈晋熙在踏上征途的时候，与家人也似生离死别。《征帆集》：

早发贵阳

一鞭秋色上层云，曲唱骊驹不忍闻。荐牍致身犹计吏时以卓荐题升仁怀直隶同知，带运京铅北上，征袍缺胯似从军。妻孥涕泪愁恋徼眷属俱留住黔中，兄弟飘零属雁群三弟蒹塘偕行。惆怅关河千万里，尘埃风雨要平分。

从这些文字里，都可见当时运官的心理活动，也反映出朝廷对运官委派的严厉规定，是具有针对性的。

 [1]《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关于铅运的内容集中于卷二百十六至二百十八。下文不再详注卷数。

 [2] 《钦定户部则例》关于铅运的规定主要在卷三十四和卷三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