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雕版翻刻石印本、铅印本现象
作为近代印刷技术的主要代表，石印术与铅字排印术自19世纪中叶传入中国，引发了中国的印刷革命。在其后的一个世纪，中国应用了一千多年的以雕版印刷为主的传统印刷术逐步被取代，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在这个进程中，外来技术对传统技术的影响是单向的，即完全以一个占领者的身份出现，在出版新书、翻印旧书等几乎所有印刷领域，全面替代雕版印刷。传统印刷在这场生死搏斗中毫无招架之力，对新技术没有产生任何反影响便败下阵来。
近代印刷术取代传统印刷术的一个重要手段，便是大量翻印雕版印刷的书籍，高质量、低成本、方便地使善本珍籍化身千百，特别是照相制版，可使翻印本与原本不爽毫厘。这是令雕版印刷望尘莫及的优势。这种翻印或影印构成了中国近代出版史的重要内容，无须专门申说。我们在这里要举例说明的，是与这种翻印恰好相反的情形——清末出版者运用雕版技术，对石印本、铅印本书籍进行翻印的现象。
雕版印刷翻刻石印本、铅印本书籍现象，是近代印刷技术变革浪潮中溅起的一朵小浪花，既体现了新技术潮流的巨大推动力，也反映出传统技术在大潮面前的挣扎。在对近代印刷史和出版史的研究中，它似未被研究者充分注意，因此，虽然这是一个微小的现象，还是有必要提出来讨论。
相对于用石印、铅印技术翻印、影印的雕版书，用雕版翻刻的石印、铅印书的数量不成比例，可以说微乎其微，但也没少到绝无仅有的程度。本文作者从2004年注意到这种现象，开始搜集资料，2年中看到数十种这样的书，并收集了十馀件标本。而且这些资料只是在当今古书日少的地摊、书店中发现的，并没有利用图书馆的藏书。推想如果对图书馆收藏的海量文献进行甄别、统计，此类翻刻本应有一定数量。依作者见闻，这类翻刻本分两种形式，一种是有明确文字依据的，另一种是没有明确文字依据，但可以根据字体、版式的特殊形式、风格等判定的。为便于说清楚问题，本文只举有明确证据的例子，并按己意略加分类。
1、画谱碑帖
芥子园画传，封面题绣水王安节摹古，李笠翁先生论定。封面后有牌记，题“光绪十三年秋七月上海鸿文书局石印”。卷前有光绪十三年何镛序，称“鸳湖巢君子馀为张子祥先生入室弟子，间尝与其师谈及芥子园画传之妙，欲就先生所藏之善本重加校刊，未果而先生捐馆。今先生文孙益卿茂才克成先志，以付石印”；卷六有巢勋的跋，称“将此书付诸泰西石印”。若单从刊记或是序跋看，此书为石印本无疑，但据实物，却是雕版刷印的。芥子园画传确有上海鸿文书局光绪石印本传世，则此本是据石印本翻刻的。
另有一些石印画谱，也有雕版翻刻本，如海上名人画谱，就有题石印本，实际却是刻本者。
此外，作者还见过木刻本碑帖而题石印、影印者，均应为从照相版印刷品翻刻而来。
2、蒙学及科举读物
史鉴节要便读，卷端题和州鲍东里古村编辑。封面后刊记题：光绪辛丑仲冬上海书局石印。实为雕版刷印者。
三才略。封面题：光绪辛丑冬月镌，上洋焕文书局石印。实为雕版刷印。
宋十一家四书义，封面题：光绪癸卯春镌，周村三益堂梓。版心下题：山东书局排印。按此书封面称“梓”，观察实物也是雕版刷印，版心所题“排印”，是依照排印本原式翻刻下来的。此周村当为今山东淄博的周村。
东莱博议，卷端题：崇明冯泰松云伯重刊。封面后刊记题：光绪戊戌六月仿泰西法石印。实为雕版刷印。
3、经史
切韵指掌图，序司马光撰。封面题：光绪九年孟秋；背面题：上海同文书局石印。观察实物，这本书也是雕版刷印的。此书写刻精良，原石印底本为宋绍定三年(1230)越之读书堂刻本，也可以说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覆刻宋本。
尔雅音图，袖珍本。封面后刊记题：光绪十二年春王月上海石印。此书刻印精良，虽题石印，仔细观察实物，却是雕刻铜板印刷的。此书根据嘉庆六年影宋本的缩印本翻刻。现存光绪十年上海同文书局的袖珍石印本，或即此翻刻本的底本。
平定粤匪纪略，封面后刊记题：光绪辛巳仲夏月仿洋板重刊。此记所言“洋板”，实为上海申报馆铅字版，所谓仿，即照原书雕版翻刻，连版心鱼尾上的斜线都照刻不误，可称忠实。
尚见有大部头书，如后汉书等。
4、小说及通俗读物
第一才子书。茂苑毛宗岗序史氏评。封面题：三国志演义，后有刊记题：光绪九年三月筑野书屋校印。每页版心下题：筑野书屋校印。此书刊记虽未写明印刷方式，但“筑野书屋校印”的三国演义在印刷史上却是有名的活字本，被看作是“铜字”排印。所以此书也是据排印本翻刻的。
儿女英雄传，燕北闲人著。封面后刊记题：上海申报馆仿聚珍版印。实物为雕版刷印者。
圣谕广训。封面后刊记题：光绪六年仲春铅版校印。仔细观察实物，为整板刷印，并非排印本。早期的铅字排印本很多都自称“铅版”，此书应当也是据铅印本翻刻的。
5、新学书
天演论。英国赫胥黎造论，侯官严复达旨。封面后刊记题：光绪辛丑仲春富文书局石印。实物为雕版刷印者。
上面这些书都是我们要讨论的雕版翻印石印、铅印本，其中有一部是雕刻铜版印本，有纪年的都出版于光绪年间。可以看出，这些书的内容还是比较广泛的，而要找出它们之间的联系点，有一个角度可以考虑，即它们要么是畅销书，如新学书、小说，要么是常销书，如经史著作、课本、蒙学书等。这对揣测出版者的动机会有帮助。
这些翻刻本既然都是雕版书，为什么要标明石印、铅印？直接的理由是，这是翻刻时依样葫芦照刻下来的。但接下来的问题：为什么有人努力依照原样去翻印石印、铅印的书呢？首先我们想到一种解释是，这有可能是原石印、铅印各书的书局为吸取雕版印刷的某些优点，如版片可保存、可随时刷印等，在石印之外另刻雕版刷印。但仔细探究，则知不然。
一是我们凭借目前对近代出版史的研究成果，知道一些出版机构采用的是近代技术，并不雕版，如申报馆为外商创办，从一开始就使用铅印、石印，未闻其使用雕版刷印书籍。二是这些翻刻本，特别是那些蝇头小字的，校仇不精，舛误满纸，不应是正规出版机构的作为。三是有的翻刻本可以证明并非原本出版机构所印，如《宋十一家四书义》，版心虽题“山东书局排印”，但封面题“周村三益堂梓 ”显非山东书局所刻。又如《平定粤匪纪要》，题“仿洋版重刊”，明言仿刻，并抹杀申报馆名号，可知非申报馆出版。作者还曾见到两部光绪间教科书《代数备旨》，一部是刻本，题美华书院第六次刊版；一部是铅印，题美华书院第十一次刊版，也很能说明问题。刻本显系根据铅印本的第六版翻刻的，如果是为便于长久刷印，那么存一部书版随时按需刷印就足够，不必再用铅字排以后的5个版；既然又多次排印，说明美华书院并未存有这样一副雕版。
那么，我们或可以提出另一个解释：这些书都是当时经营雕版印刷的书坊翻刻的，是仿冒翻印以射利的结果。仿冒翻刻在中国传统出版业是常见的行为，弥久不衰。在近代印刷技术兴起、泰西各法印刷的书籍畅销的新环境下，那些以翻刻为业而又不具备石印、铅印能力的传统刻书铺，把目光投向石印本、铅印本，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在自己翻刻的书中努力保留原书的版式特征和刊记，与其说是对底本的忠实，不如说是一种误导——他们有意让购买者认为自己买到的就是风行的“洋版”。这种“与时俱进”的翻刻是没有多少竞争力的，这可能是这类书数量很少的原因。也许可以说，雕版翻刻石印本、铅印本，是传统印刷术在生存空间被外来先进技术的压力压缩得越来越小时的自救行为，是一种末路挣扎，它折射出清末印刷术变革时期，石印、铅印书籍在行业、社会和读者中的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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