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网友对古书中的避讳及避讳在古书年代鉴定中的作用多有讨论，读来深受教益。平时读书对避讳问题也曾留意过，有点感想，想和大家一起讨论，把这个问题弄得更清楚一点。
    
    这个帖子想通过一本因忽略了避讳字而导致版本判断失误的书，讨论一下避讳对古书年代鉴定的作用。
    
    中华书局2003年2月1版《戴名世遗文集》，主要内容为戴的笔记《忧庵集》。整理者王树民、韩自强等撰写前言、序跋，都说这个集子是根据戴名世手书的稿本影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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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树民序说：《忧庵集》……从行文及字迹诸方考之，确为南山先生遗墨无疑，诚为最可宝贵之古文献。
    
    韩自强在书后所附《忧庵集手稿征集编校始末》一文中谈到将此书定为稿本的依据时说：
    
    馆内老一辈文物专家，如石谷风、徐子鹤、罗长铭、姚翁望、龚空万等提取馆内书画库房内所藏清代戴名世行草绢地立轴，及戴氏跋周览绘碧梧柬书图，与《忧庵集》稿本核对无异，该稿本确实为戴氏遗作。
    
    此段文字后有王树民加的一条识语：
    
    所称“戴名世行草绢地立轴”及“戴氏跋周览绘碧梧柬书图”二件，经仔细研究，皆为冒用戴氏名义之伪品，不足为证，但伪品亦与近似之处，无妨作为参照之用。
    
    按安徽博物馆认定《忧庵集》是戴氏手稿，依据是该稿与馆藏的两件戴氏作品“无异”。王树民认为那两件作品是假的，却说“无妨作为参考”，进而又认为“确为南山先生遗墨无疑”，这在逻辑上是有问题的。因为《忧庵集》若果真与那两幅伪作“无异”，只能证明它不是戴氏手稿，而不是相反。
    
    我以为，这部《忧庵集》确实不是戴名世的手稿，除了书法风格外，一个重要内证就是此书的避讳情况。
    
    “玄”字不避讳。第75则：梅花之盛，莫过于苏州之玄墓、光福。“玄”不缺点。按戴氏由举人而进士，不避当朝皇帝的讳是不应该的。若说戴有反清思想不屑避讳，此书中却避“丘”字讳。第70则：“虎丘”作“虎邱”；第95则，“故丘”作“故邱”。众所周知，清代避“丘”字讳始于雍正三年，而戴名世早于康熙五十年因文字狱被杀，他是不可能有先知之明，预先将几处用法不同的“丘”字都改成“邱”的，故此书只能书写于雍正三年之后，应该说“确非南山先生遗墨无疑”，是一个抄本。王树民对那两件参考作品的怀疑有道理，可惜的是没能把怀疑带进这部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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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玄”，这书中“弘”、“历”等重要讳字均不避讳。参以戴氏文字狱的影响和严重性，它也不大可能是雍正、乾隆间的抄本，因为那是文字狱最厉害、对避讳也要求最严的时候。按常理，其抄写年代当晚至清末。要鉴定出这部书的大致年代，还要根据书法、纸墨情况综合判断。
    
    从这本书可以体会到，古书中避讳字重要的作用，是能为年代鉴定提供一个上限。找到关键的避讳字，就能解决上限问题。但这个上限可能离实际年代很远。另外要根据避讳字确定下限，情况就更为复杂，需要的附加条件也更多。 
    
    戴名世传世书迹《王孝子诗》（左列）与所谓稿本《忧庵集》（右列）字体比较。“走之”的写法迥乎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