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最后的语言学大师

                                          文/邵明波 

    盛夏的南京，酷热难当。笔者应一家出版社约请，撰写一本关于繁简汉字论争的大事记，猫在办公室里挥汗如雨。正准备以季羡林先生在病床上关于繁简汉字的那句话做结语，不料恰在此时看到报道：寿享98高龄的季羡林先生，今天早上去世了。

    按中华民族传统纪寿习惯，先生早已是“百岁老人”。如今遽归道山，晚辈依然由衷慨叹：天不假年，大师仙去，奈何，奈何？

    季羡林先生在世时，人们出于对先生的敬仰，加封先生“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三顶桂冠。如今先生遽归道山，媒体报道又给先生冠以如下头衔：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

    但是，在我看来，先生只有一个头衔也许就足够了：中国二十一世纪最后一位语言学大师！

    先生出生在山东乡下，幼年投靠叔父，得以进入济南读新式学校，10岁初学英文，12岁习德文，19岁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德语专业，并开始接触梵文。24岁作为交换生赴德国留学，一呆十年，主修印度学，研习梵文、巴利文，同时选修英国语言学，并加学南斯拉夫文。三十岁获得博士学位后在学吐火罗语。以后又涉猎其他民族语言，终至精通12种语言，其中吐火罗语等语种，以几无传人。

     这是二十世纪风云际会的时代，给与中国的馈赠和厚爱。如今资讯越来越发达，传播渠道越来越便利，但人们对信息传递的载体语言文字的研究，就深度、广度和厚度而言，却远非与时俱进。先生之后，能如此广博地集东西方语言之大成者，怕是再也无人可以比肩了吧？

    先生在语言学应用方面的严谨、谦恭态度，更应为我们后辈敬仰。据八十年代初时任清华大学团委负责人的李克强同志回忆，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恰好和自己的老师季羡林先生共居一个房间，顺便请教一个英文法律术语应该如何确切翻译成中文。先生沉吟片刻后给出了答案，但交代说“你可以先这样（翻译）”，当晚先生没有住在宾馆。第二天赶回，详细交代了这个词的词根、词义、演变过程和详尽的翻译内容，原来先生连夜赶回学校查实过资料文献了。

    在如今“学术”批量生产、“论著”泡沫般膨胀的浮躁、粗陋背景下，大师的风范更加弥足珍贵。

    我最钦佩的，还是先生对繁简汉字的求实精神和说真话的坦荡胸怀。

    自晚清末年西风东渐，汉民族的语言文字即备受冲击。五四以降，更是陷入几被“灭亡”的鼓噪之中。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终被简化、拼音化。由于期间弥漫的政治热情和领袖人物的直接干预，学界几乎无人敢于置喙。季羡林作为那个时代的经历者，似乎一直也没有表示异见，至少今天难以检索到先生表态的公开文字。新世纪后，繁简汉字问题终于可以作为一个不仅仅限于学术的话题讨论，久卧病床的先生发出了一个语言学家的暮年心声：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延续至今，汉字起了巨大的作用。读古文必须读繁体字，中国文化的信息都在那里面。汉字简化及拼音化是歧途，祖先用了几千年都没感到不方便，为何到我们手里就抛弃了？追求效率不是简化字的理由。

    如今先生驾鹤西去，中华民族在二十一世纪的最后一位语言学大师谢幕！

    此时此刻，繁简汉字演变的百年历史，正走到一个新的转折点，再有“字事”可问谁？

    怀念先生！

                                （二00九年七月十一日十五时三十分，匆草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