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这是《仁义法》的第四章。董仲舒的《仁义法》共四章。除了第二章因历史典故太繁未刊载外，先后刊载了三章。《仁义法》全篇贯穿的主题思想是作为领导者在处理人己关系上，必须先人后己，宽以待人，严以责己。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核心说到底也就是领导干部摆正自己和群众之间的人己关系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落实中共改变作风的八项规定的关键也就在这里。在思想、道德、法制这三条防线上，思想这条防线还是第一位的，仁义的第一位是正我，自己的思想端正了才能有好的作风，才能在群众中赢得信任和支持。《礼记·大学》关于修身各个节目中，是把正心，诚忌、修身放在前面，然后才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如果为政者心术不正，那就什么都谈不上了。反腐与倡廉的关系，倡廉是第一位，是防患于未然，反腐则是通过法制建立的最后一条防线。倡廉首先是正我，也就是思想上的防线，然后才是道德伦理上的约束。领导干部思想上的纯洁是保持党纯洁性的第一防线。古人在这方面有许多精辟的论述，读一点这方面的论述对提高我们思想修养还是有益的。董仲舒《春秋繁露》的《仁义法》就是讲究在上位者个人修养的一篇好文章。虽然是两千年前古人讲的道理，我做的注释、语译、研析也是十年前的旧作，现在读来亦还有一点意蕴，故拿来供大家参考。

【章旨】

本章从远近、往来、内外、顺逆、厚薄等各个方面进一步开展“仁主人，义主我”的论述，从而阐述仁与义各自不同的特点与其区别。

【原文】

仁谓往，义谓来，仁大远，义大近^（1）。爱在人谓之仁，义在我谓之义。仁主人，义主我也。故曰仁者人也，义者我也，此之谓也。君子求仁义之别，以纪人我之间，然后辨乎内外之分，而著於顺逆之处也^（2）。是故内治^（3）反理以正身^（4），据祉以劝福。^（5）外治^（6）推恩以广施，^（7）宽制以容众^（8）。孔子谓冉子曰：“治民者，先富之而后加教。”语樊迟曰：“治身者，先难后获。”以此之谓治身之与治民，所先后者不同焉矣^（9）。《诗》曰：“饮之食之，教之诲之。”先饮食而后教诲，谓治人也。又曰：“坎坎伐辐，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先其事，后其食，谓治身也^（10）。《春秋》刺上之过，而矜下之苦^（11），小恶在外弗举，在我书而诽之^（12）。凡此六者^（13），以仁治人^（14）。义治我^（15），躬自厚而薄责于外^（16），此之谓也^（17）。且《论》已见之，而人不察，^（18）曰：“君子攻其恶，不攻人之恶。” ^（19）不攻人之恶，非仁之宽与？自攻其恶，非义之全与？此谓之仁造人，义造我，何以异乎^（20）？故自称其恶谓之情，称人之恶谓之贼^（21）；求诸己谓之厚，求诸人谓之薄；自责以备谓之明。责人以备谓之惑^（22）。是故以自治之节治人，是居上不宽也^（23）；以治人之度自治，是为礼不敬也^（24）。为礼不敬，则伤行而民弗尊；居上不宽，则伤厚而民弗亲^（25）。弗亲则弗信，弗尊则弗敬。二端之政诡於上^（26），而僻行之则诽於下^（27），仁义之处可无论乎？夫目不视弗见，心弗论不得。虽有天下之至味，弗嚼弗知其旨也；虽有圣人之至道，弗论不知其义也。

【注释】

（1）人谓往四句  仁是向外施予别人，故称往；义是则于自我，故称来。施予他人，故贵在由近及远；责于自我，故贵在近至对自身的责备。

（2）君子求仁义之别四句  此句意谓君子要求仁与义之间的区别，用来节制人与我之间的相互关系，辨别内外二者之间的区分，从而使顺与逆的认知落到实处。纪，节制；约束。辨，区别。内外，他人为外，自我为内。著，落到实处。顺逆，符合道义的为顺，违反道义的为逆。

（3）内治  指对自我的修养。

（4）反理以正身  反之义理，以端正自身行为。

（5）据祉以劝福  此处指应当遵守礼制来求得福的降临。祉当是“礼”字。

（6）外治  指对待他人。

（7）推恩以光施  指以爱心广泛施恩泽于他人。

（8）宽制以容众  指宽以待人，才能容纳民众。

（9）孔子谓冉子曰八句  冉子，孔子弟子，名求，字自有，鲁国人，少孔子二十九岁，曾为季氏之宰。治民先富之二句，语出《论语·子路》：“冉有曰：‘既庶矣，何以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何以加焉？’曰：‘教之。’”治民以富为先，即推恩泽于民，管子有“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与“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之语。樊迟，孔子弟子，名须，字子迟，齐国人，少孔子三十六岁。治身者二句，语出《论语·庸也》：“（樊迟）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先难，指先克己。后获，指个人的利益与收获应放在后面。归纳起来，治民是富民在先，教民在后，治身则相反，以克己为先，收获在后。故两者先后之次序不同。

（10）         诗云十二句  前引诗见《诗经·小雅·緜蛮》。董仲舒引此诗是为了证明先富后教。《荀子·大略》云：“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故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也而勿夺其时，所以富之也。立大学，设庠序，修六礼，明十教，所以道之也。《诗》曰：‘饮之食之，教之诲之’王事具矣。”坎坎伐辅三句引文出自《诗经·魏风·伐檀》。坎坎，伐木的声音。伐辅，指把檀木伐制成车辅。彼君子兮，指士君子们。不素餐兮，指不能白白地吃闲饭。董仲舒引此诗的意思是表示要先从事劳作，然后才有饮食，这是士君子们治身的道理。樊迟问崇德于孔子，孔子的回答是“先事后得”（《论语·颜渊》），此处强调治民与治身各自的先后不同：治民要先富后教，治身要先事后得。

（11）         春秋刺上之过二句  如〈王道〉篇称：“作南门，刻桷，丹楹，作雉门及两观，筑三台，新延厩，讥骄溢不恤下也。”这些指责皆为《春秋》讥鲁庄公、僖公、定公骄溢之过，批评为上者不恤民众之苦。（朱按：那是指官员们在自己的办公场所，大搞楼堂馆舍，上行下效，结果是现在有些乡镇街道的办公场所也搞得富丽堂皇，老百姓怎么负担得了啊！）

（12）         小恶在外弗举二句  诽，讥刺。《春秋》之内外是相对而言的，如鲁国是内，则诸夏是外；诸夏是内，则夷狄是外。此处指的是当自近者始。《公羊传》鲁隐公十年云：“《春秋》录内而略外，于外大恶书，小恶不书。”何休注云：“内小恶书，外小恶不书者，内有小恶，适可治诸夏大恶，未可诸夏小恶。明当先自正，然后正人。”

（13）         凡此六者  俞樾云，“六”为衍字。凡此者，指以上所言。

（14）         以仁治人  即以仁爱待人。

（15）         义治我  以义约束自己。

（16）         躬自厚而薄责于外  即严以待己而宽以待人。《公羊传》鲁隐公二年何休注:“《春秋》王鲁，明当先自详正，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故略外也。

（17）         此之谓也  这就是此处所要表明的意思。

（18）         且论己见之二句  《论》，指《论语》，是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关于孔子言行的记录。此处指《春秋》为仁义法的观念，在《论语》中已有论述，如“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君子求诸己”（《论语·卫灵公》）等，指的就是躬自厚即严格律己。而人不察，指人们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19）         曰三句  此语引自《论语·颜渊》。樊迟问修匿于孔子，子曰：“攻其恶，无攻人之恶。”即批评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不要去攻击别人的缺点和过失。（朱按：作为领导者，在批评自我批评时，首先是作自我批评，允许别人批评自己，然后才是相互批评。只有这样才能端正作风，先从自己做起，才能带动下属。决不能先去攻击别人的过失，又掩饰自己的责任，那样的话，后果就不好了。）

（20）         不攻人之恶七句  此处意谓不攻击别人的过失，难道不是这宽厚的表现吗？自己批评自己的缺点与错误，难道不是道义的完善吗？这就是以仁爱对待别人，以道义严格要求自己。何以异乎，通过反问以指明孔子在《论语》中所阐述的观点，与《春秋》所立之仁义法之间没有任何不同。

（21）         故自称其恶谓之情二句  此处意谓自己数说自己的缺点和过失是坦率的真情实意，攻击别人的过失和缺点，结果必然会造成对他人的伤害。子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论语·卫灵公》）反之，苛责与人者必然会招致人们的怨恨。情，实情。贼，伤害。

（22）         自责以备谓之明二句  此处意谓能对自己进行求全责备的人是聪明人，对他人求全责备的人则是糊涂人。明，聪明。惑，迷惑。《吕氏春秋·离俗觉·举难》:“故君子责人以人（仁），自责则以义。责人以人（仁）则易足，易足则得人；自责以义则难为非，难为非则为饰；故任天地而有余。不肖者则不然，责人则以义，自责则以人（仁）。责人以义则难瞻，难瞻则失亲；自责以人（仁）则易为，易为则行苟；故天下之大而不容也，身取危、国取亡也，此桀、纣、幽、厉之行也。

（23）         是故以自治之节治人二句  指居于上位者，以自责之义要求别人，那就不可能宽以待人。

（24）         以治人之度自治二句  指用以仁爱的尺度来对待自己，放松对自己的要求，那么在遵守礼制上便不可能有恭敬之心。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礼乐是外在的形式，仁爱是内在的心志。

（25）         为礼不敬四句 为礼不敬会伤害自己的形象，百姓当然不会尊敬他；居于上位而治下不能宽厚，对这种厚于自奉的统治者，百姓当然不会与之为亲。

（26）         二端之正佹于上二句  指治人、治身这二端的标准被居于上位者所颠倒。正，标准。佹，颠倒。

（27）         而僻行之则诽于下  指邪僻的行为得以风行，故为世论所非难。僻行之，指邪僻的行为上行下效，风行一时。诽于下，指统治者在百姓口中口碑不佳。

【语译】

仁说的是往，是施予别人；义说的是来，是责备自我。仁看重能施予得远，义看重能近至自责。爱心能献给他人称之谓仁，道义责于自我称之谓义。仁注重的是对待别人，义注重的是正确对待自我。所以说：仁就是人，义就是我，阐明的 也是这个意思。君子讲究仁与义的区别，用来节制人与我之间的关系，才能辨别内与外之间的区分，表明其对于道义是出于顺还是逆的位置。所以内治也就是对待自身必须返还到道义上来端正自我，处处依据礼法以求得福祉；外治就是推恩广施于人，待人宽厚才能容纳更多的民众。孔子曾经对冉有说：“管理百姓首先要使他们富起来，然后才能加以教诲。”对樊迟说：“管束自己的话，首先要让苦难来磨练自己，收获则应放在后面。”这就是治身与治民的区别，他们在先后的次序上是各不相同的。《诗经》上曾说：“先让他喝足了、吃饱了，然后才是教育他、训导他。”先处理好百姓的衣食，然后才对他们进行教诲，这是对待民众的次序。《诗经》上还说：“喀嚓喀嚓，砍伐树木发着声响，那些士君子们，可不能吃白饭啊！”那是要求管理国家大事的士君子们，要先认真为民众办事，才可以有饭吃。这说的是如何管束自己的道理。《春秋》总是讽刺那些身居上位的统治者的过失，怜惜下层民众的痛苦。《春秋》对于别国小的过失略而不举，对于本国小的过失却要记载下来，并且进行讥讽，这也是用仁来对待别人，用义来管束自我。总之，严格地责备自身的过失，而从轻地责备他人的失误。《春秋》所表述的也正是这个基本道理。《论语》中已经论述过这些道理，但是人们却不能察知。《论语》上说：“君子责备自己的过失，不去攻击别人的错误。”不轻易批评指责他人的过失，难道不正是表示仁爱与宽恕吗？严格责备自己的过失，难道不正是以道义来对待自己求全责备吗？这就是以仁爱来造就别人，用道义来造就自我，这与《春秋》上对仁义的论述又有什么不同呢？所以说出自己的过失，是真情实意的坦率；无端指责别人的过失是对他人的伤害；对自己要求严格叫做笃厚，对他人苛求叫做刻薄；对自己能要求求全责备，是一个明白人；对别人求全责备则是一个糊涂人。所以把要求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别人，那样居上位者就不能宽厚以待人；把要求别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那么遵循礼制办事的过程中就不会恭恭敬敬。不能恭敬遵照礼制行事的人，会损害他自己的形象，百姓也不会尊重他。身居上位而不能宽以待人则有伤忠厚，而百姓也就不能对他亲近。百姓不能对他亲近，也就没有信任感；百姓对他不尊重，也就没有敬畏之心。那些身居上位的统治者把治身和治人这二端的位置弄颠倒了，也由于上行下效，风气也就弄坏了，结果是怨恨之声遍布大地。所以仁义二字各自所处置的对象怎么能不假思索呢？对任何事情，不用眼睛去看，那是见不到的；不用心去思考，就不可能知道道理。天底下最好的美味，如果不用嘴去咀嚼，怎么能品尝出其中的美味呢？即使是圣人最正确的道理，如果不去认真地思考，那就不可能知道它所包含的深远意义。

【研析】

本章进一步从远近、往来、内外、顺逆厚薄展开“仁主人，义主我”的特性及其区别。仁是施予，故要远及四夷；义是审视自我，故要切近。仁是对待别人，故称往；义是对待自我，故称来。正人是外，正己是内。“以仁安人，以义正我”是顺；“以仁自裕，以义设人”是逆。求诸己谓之厚，求诸人谓之薄。这就是治人与自治各自所处的位置。如果把两者的位置放颠倒了，那就是把顺与逆的搞颠倒了。

此外，还有一个顺序先后的问题，那就是要先“富之”，然后加以“教之”。这句话出自孔子到卫国时与冉有之间的一段对话。孔子看到卫国人口众多，感慨地说：“庶矣哉！”（“人口真多呀！”）冉有说：“既庶矣，何以加焉？”孔子说：“富之。”冉有再问：“既富矣，何以加焉？”孔子说：“教之。”（《论语·子路》）这种情况正如上一章研析中提到的，社会风气不好，不能推诿到国民素质差的头上去。要整顿社会风气，首先是“正我”，即端正各级领导的作风；然后是“富之”，可不是先富领导，而是先富百姓。用现代语言说那就是要解决百姓的就业问题，使民众在生活衣食上没有后顾之忧，然后才是教育引导。《管子》的第一篇<</span>牧民>的主旨便是“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孟子把王道的起点定在百姓们“养生丧死无憾”这一点上。民众的衣食不能温饱，空谈理想教育收效甚微。但是，在衣食温饱的基础上，就必须强调教育，全面提高国民的素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