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20日《学习时报》刊载的张剑锋《北宋养廉与大明肃贪》一文中讲到寇准的形象，强调了《宋史·寇准传》结尾所言：“准少年富贵，性豪侈，喜剧饮，每宴宾客，多阖扉脱骖。家未尝爇油灯，虽庖匽所在，必然炬烛。”那就完完全全是一副花花公子的样子，此话也不假，寇准确实是富家子弟。

司马光的《涑水纪闻》卷七有一段讲到寇准早年的事，其云：

“寇莱公少时不修小节，颇爱飞鹰走狗。太夫人性严，尝不胜怒，举秤锤投之，中足流血，由是折节从学。及贵，母已亡，扪足具痕，辄哭。”

故不能简单的说他就是一个花花公子，家教严，还是一个能折节从学，能认真读书的人。故《宋史》本传称：

“准少英迈，通《春秋》三传。年十九，举进士。太宗取人，多临轩顾问，年少者往往罢去。或教准增年，答曰：‘准方进取，可欺君邪？’后中第，授大理评事，知归州巴东、大名府成安县。”

从这一段叙述看，他不是一个花花公子，少年贪玩是自然的事，但经过家教便折节读书，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十九岁便中进士，为官也是从最基层的官员做起，不是凭家世门第起家的花花公子。这个人为人耿直，即使是君王，言语不合，也敢于力争。其本传称：“尝奏事殿中，语不合，帝怒起，准辄引帝衣，令帝复坐，事决乃退。上由是嘉之，曰：‘朕得寇准，犹文皇之得魏徵也。’”可见其秉性刚直，龙颜也敢触怒。他在为人的另一点上，对贪腐能坚决斗争。淳化二年（公元九九一年）春，大旱，寇准言大旱起于为刑有不平，为此宋太宗赵炅召寇准入问刑所以不平，寇准要求召丞相与枢密院二府一起讨论，“有诏召二府入，准乃言曰：‘顷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赇，吉赃少乃伏诛；淮以参政沔之弟，盗主守财至千万，止杖，仍复其官，非不平而何？’太宗以问沔，沔顿首谢，于是切责沔，而知淮为可用矣。即拜准左谏议大夫、枢密副使，改同知院事。”这一点也反映了他耿直的性格，不在背后说，当着王沔的面，给宋太宗摆事实，反对贪腐。而小人的特点则是背后无中生有地说别人坏话。

寇准为相，与同事之间能坦然相处，如吕端地位在寇准之上，时保安军获北方割据势力李继迁之母，宋太宗想把她杀掉，召寇准商量，寇准出宫过吕端住处，吕端问有没有军国大事，寇准如实相告，吕端认为宋太宗的处理不妥，进宫面见太宗，要求暂缓处置，《宋史·吕端传》云：

“入曰：‘昔项羽得太公，欲烹之，高祖曰：‘愿分我一杯羹。’夫举大事不顾其亲，况继迁悖逆之人乎？陛下今日杀之，明日继迁可擒乎？若其不然，徒结怨仇，愈坚其叛心尔。’太宗曰：‘然则何如’端曰：‘以臣之愚，宜置于延州，使善养视之，以招来继迁。虽不能即降，终可以系其心，而母死生之命在我矣。’”

吕端这个办法高明，宋太宗接受了他的建议，李继迁去世后，他儿子降宋。而寇准对这件事的处理，亦不失大臣之间相处应有的风度。

寇准的正直敢言，也难避免小人暗中中伤，《宋史·毕士安传》有一段记载，其云：

“准为相，守正嫉恶，小人日思所以倾之。有布衣申宗古告准交通安王元杰，准惶恐，莫知所自明。士安力辩其诬，下宗古吏，具得奸罔，斩之，准乃安。”

这件事靠寇准的同僚毕士安为其洗刷冤情，寇准才能心安。那个申宗古只是一个布衣，在背后诬告寇准的事还好办，如果是同僚若宰相王钦若在背后告黑状就不好办了。寇准最大的功绩是宋辽之间的澶渊之盟，而王钦若便在这个问题上中伤寇准。这里先把澶渊之盟的经过，及寇准在其中的作用交待一下。事情发生在宋真宗时，《宋史·寇准传》云：

“是时，契丹内寇，纵游骑掠深、祁间，小不利辄引去，徜徉无斗意。准曰：‘是狃我也。请练师命将，简骁锐据要害以备之。’是冬，契丹果大入。急书一夕凡五至，准不发，饮笑自如。明日，同列以闻，帝大骇，以问准。准曰：‘陛下欲了此，不过五日尔。’因请帝幸澶州。同列惧，欲退，准止之，令候驾起。帝难之，欲还内，准曰：‘陛下入则臣不得见，大事去矣，请毋还而行。’帝乃议亲征，召群臣问方略。既而契丹围瀛州，直犯贝、魏，中外震骇。参知政事王钦若，江南人也，请幸金陵。陈尧叟，蜀人也，请幸成都。帝问准，准心知二人谋，乃阳若不知，曰：‘谁为陛下画此策者，罪可诛也。今陛下神武，将臣协和，若大驾亲征，贼自当遁去。不然，出奇以挠其谋，坚守以老其师，劳佚之势，我得胜算矣。奈何弃庙社欲幸楚、蜀远地，所在人心崩溃，贼乘势深入，天下可复保邪？’遂请帝幸澶州。及至南城，契丹兵方盛，众请驻跸以觇军势。准固请曰：‘陛下不过河，则人心益危，敌气未慑，非所以取威决胜也。且王超领劲兵屯中山以扼其亢，李继隆、石保吉分大阵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镇赴援者日至，何疑而不进？’众议毕惧，准力争之，不决。出遇高琼于屏间，谓曰：‘太尉受国恩，今日有以报乎？’对曰：‘琼武人，愿效死。’准复入对，琼随立庭下，准厉声曰：‘陛下不以臣言为然，盍试问琼等？’琼即仰奏曰：‘寇准言是。’准曰：‘机不可失，宜趣驾。’琼即麾卫士进辇，帝遂渡河，御北城门楼，远近望见御盖，踊跃欢呼，声闻数十里。契丹相视惊愕，不能成列。帝尽以军事委准，准承制专决，号令明肃，士卒喜悦。敌数千骑乘胜薄城下，诏士卒迎击，斩获大半，乃引去。上还行宫，留准居城上，徐使人视准何为。准方与杨亿饮博，歌谑欢呼。帝喜曰：‘准如此，吾复何忧？’相持十余日，其统军挞览出督战。时威虎军头张瑰守床子弩，弩撼机发，矢中挞览额，挞览死，乃密奉书请盟。准不从，而使者来请益坚，帝将许之。准欲邀使称臣，且献幽州地。帝厌兵，欲羁縻不绝而已。有谮准幸兵以自取重者，准不得已，许之。帝遣曹利用如军中议岁币，曰：‘百万以下皆可许也。’准召利用至幄，语曰：‘虽有敕，汝所许毋过三十万，过三十万，吾斩汝矣。’利用至军，果以三十万成约而还。河北罢兵，准之力也。”

从这件事的过程，可以知道宋真宗过黄河亲征是逼不得已的事，在这件事中，王钦若主张迁都金陵以退让契丹兵锋，这是错误的。司马光的《涑水纪闻》卷七亦记载了这场讨论，其云：

“景德中，虏犯澶渊，天子亲征，枢密使陈尧叟、王钦若密奏宜幸金陵，以避其锋。是时乘舆在河上行宫，召寇准入谋其事。准将入，闻内中人谓上曰：‘群臣欲将官家何之邪？何不速还京师？’准入见，上以金陵谋问之，准曰：‘群臣怯懦无知，不异于向者妇人之言。今胡虏迫近，四方危心，陛下唯可进尺，不可退寸。河北将士旦夕望陛下至，气势百倍。今若陛下回辇数步，则四方瓦解，虏乘其势，金陵可得至邪？’上善其计，乃北渡河。”

这场辩论中，寇准的话是对的，“今胡虏迫近，四方危心，陛下唯可进尺，不可退寸。”这样才能鼓励士气啊！“今若陛下回辇数步，则四方瓦解，虏乘其势，金陵可得至邪？”这个话也是对的，后退没有出路，退却不可能有和平，抗争才是争取和平的必由之路，为人也宁可站着死，不能跪着生。寇准在澶渊的表现，是一个大臣应有的气节。澶渊之盟以后，王钦若之辈心有不甘，《宋史·寇准传》载其事云：

“准颇自矜澶渊之功，虽帝亦以此待准甚厚。王钦若深嫉之。一日朝会，准先退，帝目送之，钦若因进曰：‘陛下敬寇准，为其有社稷功邪？’帝曰：‘然。’钦若曰：‘澶渊之役，陛下不以为耻，而谓准有社稷功，何也？’帝愕然曰：‘何故？’钦若曰：‘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渊之举，是城下之盟也。以万乘之贵而为城下之盟，其何耻如之！’帝愀然为之不悦。钦若曰：‘陛下闻博乎？博者输钱欲尽，乃罄所有出之，谓之孤注。陛下，寇准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由是帝顾准浸衰。”

澶渊之盟是城下之盟的的说法起于王钦若这个小人，他看准了宋真宗胆小怕事的心态，这样说正中宋真宗下怀，寇准也就由此走下坡路。从这一点可见小人背后中伤之害，北宋积弱直至亡国的局面，正是由于王钦若这一类小人当政的结果。王钦若是一个贪官，司马光的《涑水纪闻》卷七亦曾讲到，“钦若方用事时，四方馈遗，不可胜纪。其家金帛、图书、奇玩，富于丁谓，为天火所焚，一朝殆尽。”此书还叙述一些王钦若贪污案例的细节，此处就不一一引述了。

对比之下，寇准在前线，“与杨亿饮博，歌谑欢呼。帝喜曰：‘准如此，吾复何忧？’”此时此刻寇准在前线这么做是稳定军心，东晋谢安在淝水之战时也是以弈棋来表明自己镇定自若的态度，执政者没有信心，惶惶不可终日的话，那么又如何使大家冷静面对敌情呢？如寇准在关键地点、关键时刻的那样表现是好事，他也仅仅是与杨亿二个人在前线饮博，不是那种豪华大场面的宴饮，故凡事皆须具体分析。

太宗与真宗的交接班，寇准是有功的，而真宗生病，交接班问题摆在大家面前时，寇准被人陷害而落职了，最终贬死在雷州，去世以后十一年才恢复名誉。一个人的功过是非得失，不在生前，历史自有公正的评述，读一下《宋史·寇准传》，这个道理也就不言自明了。至于评书《杨家将》中，把寇准放在那样的位置上，亦可以理解。《宋史·毕士安传》讲到澶渊之盟罢兵还京以后，北方边防也有一番布局，“乃按边要选良守将易置之：雄州以李允则，定州马知节，镇州孙全照，保州杨延昭，它所择用各得其任。（按：这个布局还是在枢密使寇准的职权之内，至于其本传说其“用人不以次，同列颇不悦”，这个不以次，就是不论资排辈，那是为了人尽其才，边事得人之力，“同列之不悦”那就属于妒忌的心理了。）令塞上得境外牛马类者悉还之，通互市，除铁禁，招流亡，广储蓄。”这个杨延昭便是杨业之子，《杨家将》的故事便是由此演绎而来。从这一段叙述看，澶渊之盟在当时的结果还是积极的，为宋辽之间争取了和平相处的环境。王钦若“城下之盟”的说法，纯属中伤了。《宋史·王钦若传》称：

“钦若状貌短小，项有附疣，时人目为‘瘿相’。然智数过人，每朝廷有所兴造，委曲迁就，以中帝意。又性倾巧，敢为矫诞。马知节尝斥其奸状，帝亦不之罪。其后仁宗尝谓辅臣曰：‘钦若久在政府，观其所为，真奸邪也。’王曾对曰：‘钦若与丁谓、林特、陈彭年、刘承珪，时谓之‘五鬼’。奸邪险伪，诚如圣谕。’”

王钦若这样的小人，历史同样也有公论，倾巧逢迎时主者，小人焉，最终难逃“奸邪险伪”的结论。寇准出身于富家子弟，但还是一个正人君子。看人不能唯成份论，出身对个人而言是无法选择的，但道路是可以选择的，历史不会根据他的出身，而是根据他一生的所作所为，特别是关键时刻的表现来给予评价的。如寇准那样，即使最初因朝廷一时的政治结论有误，最终还会以事实来澄清一切。寇准以后的历史人物，如王安石、苏轼晚年尽管个人遭遇坎坷，但历史还是会公正对待他们。当时的坎坷往往与当时人事纠结相关，历史自然要摆脱当时人事上的利害纠结，从总结一个时代的经验教训上讲，它只能公正对待每一个在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当时人事上的利害纠结毕竟是一时的，事过境迁，是是非非自然会呈现其本来的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