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宗藩分封制度的后果

（一）靖难之役

建文元年（公元一三九九年），周、代、湘、齐、岷五王相继以罪废，建文帝的策略是柿子拣软的吃，不是擒贼先擒王。诸王中最危险的是燕王朱棣，于是燕王在是年七月便带兵而反，师名“靖难”，起兵的根据便是指名齐泰与黄子澄为朝廷之奸臣，此话在《明祖训》上的根据便是“如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从朝廷这一方如何应对上，《明史·齐泰传》载：“事闻，泰请削燕属籍，声罪致讨。或难之，泰曰：‘明其为贼，敌乃可克。’遂定议伐燕，布告天下。”齐泰这样建议朱允炆也有根据，《皇明祖训》上也讲到诸王“或因自不守分，或因奸人异谋，自家不和，外人窥觑，英雄乘此得志，所以倾朝廷而累身己也。若朝廷之失，因有此祸，若王之失，亦有此祸”。这话虽是两面都说了，双方都能各取所需而指责对方，这就不是坐下来议论沟通，如何“各守祖宗成法，勿失亲亲之义”的办法来协调双方的关系，最终只能兵戎相见，以战场的胜负来决定成败了。“靖难之役”以燕王打败朱允炆而结束，燕王军队进入应天以后，朝廷固然有一部分人出迎朱棣，但许多官员并不认可燕王朱棣的作为，这从《明史纪事本末·壬午殉难》中，方孝孺与朱标之间的对话可以看出。根据《明祖训》朱棣理亏，当时朱棣想找方孝孺来为自己起草即位的诏书，把方孝孺从狱中放出来，在殿陛相见。

文皇谕曰：“我法周公辅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文皇曰：“伊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文皇曰：“国赖长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文皇降榻劳曰：“此朕家事耳！先生毋过劳苦。”左右援笔札，又曰：“诏天下，非先生不可。”孝孺大批数字，掷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文皇大声曰：“汝安能遽死。即死，独不顾九族乎？”孝孺曰：“便十族奈我何！”声愈厉。文皇大怒，令以刀抉其口两旁至两耳，复锢之狱，大收其朋友门生。每收一人，辄示孝孺，孝孺不一顾，乃尽杀之，然后出孝孺，磔之聚宝门外。孝孺慷慨就戮，为绝命词曰：“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庶不我尤！”时年四十六。

从这一大段文字可以看到方孝孺还是浩然正气，理亏的是明成祖朱棣，因为祖训上并不允许诸王逆弑天子，在驱除朝中奸臣恶逆之后，仍应“收兵于营，王朝天子而还”。依照嫡长子继承制，怎么也轮不到他第四子即帝位，依兄终弟及，秦王朱樉、晋王朱棡位序皆在其前。从朱棣与方孝孺的对话中可以看到在道理上朱棣是句句理亏，而方孝孺则气贯长虹，朱棣只能以残酷的屠杀来压倒对方。方孝孺被灭十族，祸连朋友门生，则为前所未有。《明史纪事本末·燕王起兵》条，载燕王进宫时，“清宫三日，诸宫人、女官、内官多诛死。惟得罪于建文者乃得留。”此书作者谷应泰在《壬午之难》的结尾，总结这次屠杀之酷烈，其云：“文皇甫入清宫，即加罗织，始而募悬赏格，继且穷治党与，一士秉贞，则袒免并及，一人厉操，则里落为墟，虽温舒之同时五族，张俭之祸及万家，不足比也。乃若受戮之最惨者，方孝孺之党，坐死者八百七十人；邹瑾之案，诛戮者四百四十人；练子宁之狱，弃市者一百五十人；陈迪之党，杖戍者一百八十人；司中之系，姻娅从死者八十余人；胡闰之狱，全家抄提者二百十七人；董镛之逮，姻族死戍者二百三十人；以及卓敬、黄观、齐泰、黄子澄、魏冕、王度、卢元质之徒，多者三族，少者一族也。又若赴义之最烈者，铁铉之尸还反背，景清之死犹犯驾。就义之最洁者，教授之明伦恸哭，樵夫之自投东湖，若此之俦，则又未易更仆数也。”今读此《壬午殉难》之全文，一方面可以见到当时士大夫之气节，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成祖为争夺帝位之暴虐无道，同时也可看到这场大屠杀之惨烈。胡广当时是与解缙一起在南京迎成祖朱棣的几个人之一，后来成为成祖身边的内阁大学士，到了明成祖晚年，他奔母丧还朝，“帝问百姓安否？对曰：‘安，但郡县穷治建文时奸党，株及支族，为民厉。’帝纳其言。”（《明史·胡广传》）这句话已是永乐十四、五年的事，可见那时各地都还有因建文事被株连者，再被追究，成为地方不安定的因素。所以把国事与家事搅和在一起，最终必然导致悲剧之反复不断。

（二）汉王、安化王、宁王的三次变乱

靖难之役既然开了先例，当然不能禁绝后来之仿效者。如朱棣的儿子汉王高煦当然也想仿照父亲的榜样，起兵以诛奸佞为借口，夺他侄子明宣宗的皇位。宣宗带兵亲征，朱高煦兵败被擒。这次与高煦同谋伏诛者六百四十余人，戍边者一千五百余人，迁口外者七百二十七人，实际上也是株连了一大片，规模比靖难之役小一些。武宗正德时，还有宁夏安化王寘鐇之叛，这次安化王起兵的借口也是以诛朝中奸臣刘瑾为口实，而宦官刘瑾也确是在武宗身边擅权的奸佞小人，做的坏事不少，故安化王起兵的檄文数刘瑾诸罪状，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也确实是一个荒唐的少年皇帝，寘鐇起兵是在正德五年（公元一五一〇年）的四月，至五月，命泾阳伯神英充总兵官，太监张永总督军务，右都御史杨一清为提督，率京营兵讨伐寘鐇。实际上没有真正动用京营的军队，张永与杨一清直接去宁夏安抚当地军民，寘鐇很快就垮了，被械送京师。这一次吸取前两次的教训，打击面便缩小了，没有在宁夏造成太大的祸害。张永回到京师，设法使武宗除了刘瑾。到了武宗正德十四年（公元一五一九年）六月，又爆发了在江西宁王在南昌起兵作乱，其起兵的借口是“太后有密旨，令我起兵入朝监国”，这个理由当然不能成立。当时宁王宸濠带了军队沿江而攻安庆，希望东下南京。而王守仁带了军队自赣南趋南昌，抄了宁王的后路。宸濠只能解安庆围，还师江西，被王守仁所败。宸濠被擒，荒唐的是，武宗下诏亲征，要王守仁把宸濠放了，让武宗自己与宸濠来决战，视战争若儿戏。王守仁没有听从，武宗抵南京时，王守仁把宸濠交给宦官张永，把宸濠押至南京。武宗在南京，穿军服，列俘于前，作凯旋回师的仪式。纵观这几次藩王起兵的事前，朱元璋的《明祖训》并没有达到使诸王藩服以“外卫边陲，内资夹辅”的期望，制度的设计只能顺应事物运行自身的客观规律，背道而驰的结果只能让子孙后代自食苦果。（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