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

    本文是我明史讲稿第五讲的第四小节，主题是讲朱元璋对分封宗藩制度的设计，以及朱元璋去世以后，这套制度在实施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异及其结果。终明王朝这套制度在形式上是被保留下来了，但事与愿违，它实施的结果恰恰与朱元璋制订这套制度的初衷相反，为什么会如此呢？这是值得我们反复深思的一个问题，当初朱元璋依仗自己的权力，设计规范自己子孙宗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及行为准则，如果我们读一下朱元璋自己主持制订的《皇明祖训》，首尾化了六年时间，七易其稿，而且以祖训的形式颁布了亲藩之间相互关系的体制，为什么会徒具形式，而结果与其设计这项制度的愿望相反呢？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进一步思索一下，究竟什么是制度，它如何形成的，在它形成过程中，制订制度的圣人们究竟能起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有的制度能得到人们的遵循，有的制度设置在实施过程中会完全变样呢？这中间起决定作用的究竟是什么呢？我们现在不是天天在叫要完善制度的设计，恐怕弄清楚这些问题，总结一下这方面的历史教训和经验还是有益的。

    什么是制度呢？那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群体，甚至一个家族处理相互关系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行为规范，为一定成员之间按一定程序行事的规则，但不是强制性的，在一定社会团体成员内部，那是大家协商达成一致的章程，在国家的层面上，它是通过立法程序，作为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而被强制执行的。制度这一概念，在不同层面有其不同的含义，如果我们追根究底去问一下，这些制度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如何形成的，传统的观念似乎都认为这是圣人给后人制定的，或者一些伟大的思想家们给我们设计的，其实不然，所谓圣人、思想家的设计，只是提高这项制度在民众中的威望，帝王的制度设计，只是仰仗它的权力强行实施吧了，实施的结果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如果我们从历史上细究一下，是先有人们之间行为上实际存在的相互关系，还是先有制度的规范呢？恐怕是先有人们在相互关系中自然形成的一些比较合理的行为，逐渐成为人们共同遵循的规范，才有后来的圣人们把它提升为制度，通过法律和法令强制执行。就以人的两性关系上讲，是先有婚姻制度还是先有人与人之间的两性关系，当然先有人与人之间的两性关系，婚姻制度上的许多规定只是使两性关系更加合理，更加有利于人类的发展而已。家庭关系中，父子、夫妇、兄弟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是先存在这种客观的相互关系，再有后来的三纲五常吧，然后随着社会生活的进步，不得不修正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再说陌生人之间物品与物品的交换，是先有市场交易的法则和制度，还是先有商品交换和货币的媒介呢？恐怕是先有后者，前者的制度设计也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在实践过程中，不断修正的，故制度的变革和设计必须随顺历史发展的趋势，而不是逆势而动所能人为地强制推行的。中国历史上从分封制到郡县制，它是自然形成的，在秦始皇之前战国各国就都已存在了，秦始皇只是顺势而为，把它在全国依照一定原则划分为若干郡和县，不是秦始皇设计的，任何个人的设计只能顺势而为，才能世世代代奉行下去，任何圣贤凭借自己权力，逆势而为，那只能得到与其初衷完全相反的结果，制度的变革一般地讲都是渐进的，突变的发生，也是有量的积累到一定程度才能发生。一个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国家和民族能不能随意地从外面移植一套制度来呢？恐怕很难成功，除非它如殖民主义当初消灭一些地区土著民族那样，今天伊拉克、阿富汗的状况，美国人想移植他们那套制度到伊斯兰国家去，我看失败是迟早的问题，它只会激起民族仇恨，恐怖主义的根子难以断绝，美国在阿富汗临阵换将，本来这是兵家的大忌，失败只是时间问题，美国从伊拉克撤军，奥巴马不敢讲“胜利”二字，实际上是为了回避承认自己的失败。所以移植说也是靠不住的，外部强制的靠不住，内部少数人妄图移植海外西方制度的图谋恐怕也难以得逞。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经济、政治制度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这几乎是一种客观的规律，这要根据民族自身的需要，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逐渐变化，这个变化只能是渐进的过程，由小到大、由局部到整体，千万别迷信那些自命为制度设计者的大话、假话、谎话，而且应该揭穿这些谎话、假话、大话，否则只会误国害民。朱元璋关于宗藩制度的设计历时六年，思考不可不为周密，但结果是彻底失败，明王朝覆灭时，没有一个史学家会去肯定朱元璋辛辛苦苦、反复苦思冥想的那套制度的，因为它逆势而动。本小节因为篇幅太长，分上、中、下三段刊载。第一段讲，朱元璋分封宗藩制度之设计，第二段讲朱元璋去世以后，这套制度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如靖难之役、汉王、安化王、宁王的三次变乱，第三段讲终明一代在分封制下，宗藩对所在地方及自身所带来的祸害，我想，让大家了解一下明代朱元璋设计宗藩分封制度及其实施结果的历史教训，对我们认识制度的变革恐怕是有益的，在制度的设计和变革上，圣人和权力能起的作用极为有限，千万别高估自己的能力，以免留下千载骂名，制度设计是属于观念性质的范畴，所以千万不能忘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实践只能指大多数人是否受益作为标准，不是以少数权贵的利益为标准，更不能以圣人的言词为标准。朱元璋在宗藩分封制度设计的失败，是我们的前车之鉴，当我们在变革制度时，千千万万要注意，别乱了自己的阵脚。

四 明代分封宗藩制度之设计及实施的结果（上）

朱永嘉

朱元璋分封宗藩之制度设计

《明祖训》的《四库总目提要》称：“其文辞悉太祖御撰也，其中多言亲藩体制，大抵惩前代之失，欲兼用封建郡县，以相牵制。故亲王与方镇各掌兵，王不得与民事，官吏亦不得与王府事，尤谆谆以奸臣壅蔽离间为虑。”这一份《明祖训》是洪武二年（公元一三六九年）开始编，花了六年时间，朱元璋自己作序，处理亲亲之间的关系是它重要的内容。他是在洪武三年（公元一三七〇年）作出决定，“惩宋元孤立，失古封建意，于是择名城大都，豫王诸子，待其壮而遣就藩服，外卫边陲，内资夹辅。”洪武六年（公元一三七四年）六月，颁《昭鉴录》戒诸王。（《明会要·帝系四》）这一份《昭鉴录》是朱元璋命陶凯、张筹等采摭汉唐以来藩王善恶为可劝戒者，后来又让文原吉、王僎续修，共二卷，颁赐诸王。而这个精神也反映在他的《明祖训》之内，实际上是朱元璋为了处理好国与自己家的亲亲关系所定下的一些基本原则。

从历史上看，分封制与郡县制是两个历史阶段的产物。分封制是依照亲亲的原则来处理国事，郡县制是依照国事的原则来加强集中统一的国家管理。对一般士大夫而言齐家和治国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不能以亲情来搅和国事。但这对天子或者君王来说，要分清这二者的关系并且处理好它，那就有一定的难度了。因为他们往往把国事当作家事，或者把家事当作国事来处理，许许多多的悲剧也正是由此而来，结果往往是既害了国，又坑了家。秦始皇统一六国行郡县制以后，分封制的二次局部性的反复，两汉与西晋，都是从前代，秦与曹魏迅速亡国的教训上，从家事的角度来局部恢复分封制的，其结果并不好。唐代吸取前朝的教训，对于宗藩则是采取集中养起来的办法，其效果也不见得好。虽然唐初也曾分封诸王于外郡，自武则天废杀诸王以后，开元以来，唐玄宗严格限制诸王的活动，表面上他是如何“笃于昆季”，兄弟五人分院同居，号五王宅，甚至同床共被，实际上是严格“禁约王公，不令与外人交结”。自玄宗执政以后，“皇子幼则居内，东封年，以渐成长，乃于安国寺东附苑城同为大宅，分院居，为十王宅。令中官押之，于夹城中起居，每日家令进膳。”（《旧唐书·玄宗诸子传》）唐在宫侧有十王院，百孙院，借以居住诸王公主，而他们的婚假都在长安崇仁里之礼会院。开元以后，唐代对诸王的方针是集中在一起养起来，到了安史之乱，这批被养起来的亲王公主日子也不好过。至德宗即位时，“公、郡、县主不时降嫁，殆三十年，至有华发而犹丱者，虽居内馆，而不获觐见十六年矣。凡皇族子弟，皆散弃无位，或流落他县，湮沉不齿录，无异匹庶。”德宗在礼会院与皇族子弟及公主有一次见面会，“始与公、郡、县主相见于大次中，尊者展其敬，幼者申其爱，歔欷哭泣之声闻于朝，公卿陪列者为之凄然。”（《旧唐书·德宗、顺宗诸子传》）那么朱元璋是怎么采摭汉唐以来藩王善恶可劝戒者来教训自己子孙呢？我没有找到《昭鉴录》这本书，但是从《明祖训》这本书也能多少看到朱元璋如何用意协调分封制与郡县制之间的关系，以希冀超越汉唐之失。

朱元璋把诸王藩封于边境重镇和名城大都，希望诸子习兵事，预军务，以屏藩朝廷，但并不希望他们干预地方行政事务。协调好朝廷与诸王之间的关系，以期久远。这些要求可以从《明祖训》的条文中清晰地看到。朱元璋总结汉唐以来藩封的历史教训，它实际上涉及几个方面的相互关系，一是如何保持中央朝廷政权的连续性，皇位继承如果出现空缺时怎么办？皇帝没有儿子，过早夭折时怎么办？朱元璋在祖训中规定了这样一条，“凡朝廷无皇子，必兄终弟及，须立嫡母所生者，庶母所生，虽长不得立，若奸臣弃嫡立庶，庶者必守分勿动，遣信报嫡之当立者，务以嫡临君位，朝廷即斩奸臣。”这一条是为了防止朝廷一旦出现皇位空缺时，如何避免诸王之间因争夺皇位而引起内乱。这一条贯穿的实际上还是《春秋》公羊传鲁隐公元年（公元前七二二年）讲的“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的嫡长子原则。这一条朱元璋的后继者是遵守的，如土木堡之变以后，明英宗被俘，皇位空缺，便依制立其弟郕王为景泰帝。明武宗正德皇帝没有儿子，武宗去世时，因孝宗只有二个儿子，武宗及其弟厚炜，而厚炜三岁便夭折了，只能上溯到宪宗诸孙中去物色皇位的继承人，依次只能立朱厚熜为帝，即明世宗，那时世宗只有十三岁。

对王侯，朱元璋也说了一条：“凡古王侯妄窥大位者，无不自取灭亡，或连及朝廷俱废。盖王与天子本皇至亲，或因自不守分，或因奸人异谋，自家不和，外人窥觑，英雄乘此得志，所以倾朝廷而累身己也。若朝廷之失，因有此祸，若王之失，亦有此祸。当各守祖宗成法，勿失亲亲之义。”这一条是要朝廷与王侯各守本分，发扬亲亲之义。朱元璋还说：“凡王所守者祖法，如朝廷之命合于道理，则惟命是听。不合道理见法律篇十二条。”所谓朝廷的命令不合道理，是指朝廷出了奸人，法律篇十二条是这样说的：“如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既平之后，收兵于营，王朝天子而还，如王不至，而遣将讨平。其将亦收兵于营，将带数人入朝天子。”

这二条祖训的内容往往为朝廷与藩王之间各取所需，许多纷争也由此而起。早在朱元璋分封诸王以后不久，洪武九年（公元一三七七年）九月，有一个叫叶伯巨的上疏提出不同意见，他说：“今裂土分封，使诸王各有分地，盖惩宋、元孤立，宗室不竞之弊。而秦、晋、燕、齐、梁、楚、吴、蜀诸国，无不连邑数十，城郭宫室亚于天子之都，优之以甲兵卫士之盛。臣恐数世之后，尾大不掉，然后削其地而夺之权，则必生觖望，甚者缘间而起，防之无及矣！”这样的话朱元璋当然听不进去，“书上，帝大怒曰：‘小子间吾骨肉，速逮来，吾手射之。’既至，丞相乘帝喜以奏，下刑部狱，死狱中。”（《明史·叶伯巨传》）事态的发展还是不出叶伯巨所料，朱元璋所设想的种种祖训和制度规则，最终尽成泡影。把国事与家事搅和在一起，其结果不可能善始善终，这不可能为朱元璋个人意志所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