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家院 朱永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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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朱刚
我家的家院
朱永嘉
上世纪五十年代庐山村的居民可都是显赫的名家教授人家,我记得一号原来是周谷城的居所,后来他搬市区淮海公寓去了;陈望道住在十七号;李铁民住在四号;全校系主任以上的领导如朱东润、全增嘏、杨启深等等都曾住在这个小区;还有就是党政领导,如王零、王中都曾住过一号。四号间隔成几个小间,成为党委的会议室。陈望道从这里搬到第九宿舍的小洋楼后,我的老师陈守实就搬进了十七号,于是我常去十七号。我是在一九六九年全校调整宿舍时,依人口分配,因我有七口之家,才住到一号来的。那时一号还完全保留日本式的结构,有壁橱和移门,移门里放着榻榻米,日本人是席地而卧的,没有床和椅子。我搬进宿舍时,孩子还小,他们躺在壁橱里感觉很舒服,认为这便是他们的床了。这个小区在日伪时期,是日本校级军官住的,所以比较讲究一些。后来我在清理楼梯下面的隔层时,在泥地里,还发现日本人留下的砍刀,军用水壶及其他军用物品。从一九六九年迄今我也住了四十年了。一九七四年时,马天水考虑到我在市里的工作,住在复旦来往不便,提出要我搬到市里去。在他的安排下,徐汇的房地部门也带信给我,要我去选房。我想了很久还是决定放弃市区新房,因为我工作离不开复旦文科的师生,另外我还兼着复旦党委的工作,所以就没有离开这个院子。
一九八八年底,我保外就医回家,总算又回到了这个久别的家院。只见屋后和左右侧都盖了许多新房,周边的农田已无踪影,只有这二十幢日本人盖的老屋还在,让一号这幢旧屋仍来接待我这个刑余的人。那时王中住在二号,当晚他便来看我,仍以同志相待,一九五五年时,他是新闻系主任,我是新闻系的总支书记,我们两人配合得非常默契。过了一些时日,住在四号的王零便来相访,安慰我,说路线上的问题怎么能判刑呢?他为我的遭遇抱不平。接着住在三号的蔡尚思、七号的伍蠡甫亦相继来访,他们仍然把我当作他们的同志和朋友。他们那时都已退休在家养老了,他们是看着我在学校读书、成长和参加工作的,丝毫没有因我曾经被判刑而另眼相看。以后这些老人有的去世了,有的搬家了,我仍然留在原地,再也没有过去的老人与我一起相处了,留下我一个人孤独寂寞地继续守着这所历史遗留下来的老屋。
翻开手边陶渊明的文集,他在《归去来兮辞》中有那么几句:“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 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遊。”我环顾四周,只见“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正合吾此时之此情此景。记得陶渊明尚有一篇《咏贫士》,姑且独自吟诵,其首篇云:“万族各有托,孤云独无依。 暧暧空中灭,何时见馀晖。 朝霞开宿雾,众鸟相与飞。迟迟出林翮,未夕复来归。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借此聊以表吾孤寂之心志,此处的故辙,谓陶渊明固有之理想和为人之道也。
我家门前的大柳树
我家门前的梧桐树
我家门后严重倾斜但是依然顽强生命不息的老榆树
我家门后年龄最大但是依然生机勃勃大老榆树
这是悼念妈妈的桌子,也是爸爸化悲痛为力量,为了不辜负妈妈的革命遗志发愤念书,拼命写作的工作台。
在中国大家经常感叹社会埋没人才,但是在我们家那么多书同样埋没了我爸爸这个人才。
爸爸正在认真念书
爸爸和阿姨开心地(啊就是讲老扎京格)坐在门前的躺椅上,因为好朋友们又要一起外出郊游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