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届绍兴一模作文解析+范文——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孔子说：“巧言乱德”，荀子却说：“君子必辩”。本卷两则文言文阅读材料指出了论辩的价值与危机。修辞立其诚，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也会遭遇这类“言说”的问题。

以上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写一篇文章。

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

在这片被先贤智慧照亮的土地上，言语本身就是一个关乎道德与真理的竞技场。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一种独特的言说智慧得以形成并传承至今。

作文材料中“巧言乱德”与“君子必辩”的并置便诞生于此。“修辞立其诚”是这片土地上的根本法则，它要求言说者选择的不是华丽的辞藻，而是真诚的表达；不是取巧的辩术，而是明辨的勇气。这样的选择与其说是为了说服的效力，不如说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考验并彰显言说者的道德勇气与思想力量。

然而，先贤的智慧诞生于相对单纯的语境，当我们将这份古老的言说伦理置于信息爆炸的当代语境中时，一个深刻的矛盾便浮现出来。在一个以流量和关注度为王的时代，哗众取宠的“巧言”与煽动情绪的“暴言”似乎才是获取影响力的捷径。“君子必辩”的坚守，在许多人看来，可能甚至是迂腐、是不合时宜的。

古典智慧与现代语境迫使我们重新审视：究竟何为真正的言说力量？儒家的话语伦理并非简单地呼吁我们放弃表达技巧，退回到某种原始状态；相反，它以一种哲学智慧的形态向被信息洪流裹挟的现代社会发出了深刻的拷问。它提醒我们，在一个表达不断异化的时代，真正的言说力量或许并非取决于修辞的精巧，而是源自我们内在真诚的深度与思想主体的清醒。这种清晰而坚定的力量能让我们驾驭语言，而非被语言所驾驭。

孔子破“邪辞”，荀子立“正辩”。从“慎言”的德性根基，到“敢言”的社会担当，我们以诚驭辩，则辩而不巧；以诚立言，则默而非懦。

解析

孔子说：“巧言乱德”，荀子却说：“君子必辩”。

孔子的关切植根于春秋末期礼崩乐坏的秩序危机。当周礼的规范效力衰退，言语的失范成为道德滑坡的显著征兆。其“慎言”观（如“讷于言而敏于行”）旨在通过言语约束重建个体德性。孔子在《论语·卫灵公》中直言“巧言乱德”，此处的“巧言”绝非简单的能言善辩，而是特指那些脱离内在德性根基的虚饰之言。深入《论语》文本，会发现孔子对言语的审慎态度一以贯之。“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刚毅木讷近仁”（《子路》）。这种对“讷”的推崇，实则是对言说与德性关系的守护。

从哲学层面剖析，“巧言”之害在于其完成了言说与存在的分离。当言辞不再是人内在德性的自然流露，而沦为取悦他人、谋取私利的工具时，言说本身就发生了异化。这种异化在当代社会尤为显著。网络空间中的“标题党”以惊悚措辞博取点击，商业宣传用华丽辞藻掩盖产品缺陷，甚至学术领域也出现为迎合评审而刻意包装的“学术表演”。当言说脱离“诚”的根基，不仅个体德性受损，更将导致整个社会信任体系的崩塌。

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并非简单地反对言语表达的艺术性。在《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中，孔子有言：“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这说明儒家在强调德性优先的同时，也认可文采对思想传播的辅助作用。

荀子面对的是战国后期百家争鸣的思想激荡。在多元思想交锋中，儒家若保持沉默将丧失话语权。其“必辩”主张实为应对思想竞争的生存策略，通过积极参与论辩来彰明儒道。荀子在《非相》篇中明确提出“君子必辩”的主张，将言说从个人修养层面提升到社会责任高度。这里的“辩”不是诡辩，而是基于道义与真理的理性言说。荀子进一步阐释：“小人辩言险，而君子辩言仁”，明确了“辩”的价值取向。

在战国百家争鸣的语境中，荀子的“必辩”蕴含着双重意义：其一，君子需要通过理性论辩来彰明真理、破除谬误；其二，在价值多元的时代，沉默可能意味着对错误思想的纵容。

君子必辩，非为好胜，而为明道；非为压人，而为醒世。将视野转向当代，“君子必辩”的精神在公共领域显得尤为珍贵。当虚假信息泛滥时，需要专业人士的及时澄清；当社会不公发生时，需要知识分子的理性批评；当文明对话受阻时，需要跨文化学者的耐心沟通。这些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必辩”精神的践行。正如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所强调的，理性的公共讨论是现代民主社会的重要基础，这与荀子的主张有着深刻的契合。

本卷两则文言文阅读材料指出了论辩的价值与危机。

其“价值”维度，呼应着荀子“君子必辩”的倡导：在真理愈辩愈明的过程中，论辩成为文明进步的引擎、知识创新的熔炉、社会共识形成的基石。无论是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催生的思想繁荣，还是古希腊广场上的辩证对话奠定的理性传统，抑或是现代学术共同体通过同行评议推动的科学革命，都彰显了理性论辩不可或缺的建设性力量。

而其“危机”维度，则深切回应着孔子“巧言乱德”的警示：当论辩脱离对真理的虔诚而沦为技巧的炫耀，当逻辑成为诡辩的伪装，当言辞的胜利压倒了对真实的忠诚，论辩便异化为混淆是非的迷雾。网络空间中“为反对而反对”的杠精文化，学术界脱离实质贡献的“纸上谈兵”，公共讨论中充斥的情绪化攻击，都是论辩异化的鲜活例证。

修辞立其诚，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也会遭遇这类“言说”的问题。

在信息爆炸、媒介重构的今天，“言说”问题已不再是简单的个体修辞选择，而是呈现出多层次、系统性的复杂形态。

一

网络环境的言说失范

技术赋能下的言说生态正在经历深刻异化。网络空间的匿名性、隐形性及缺乏目光接触的交流环境，催生了显著的“网络去抑制效应”。这使得用户在网络中会比现实生活中表现出更少的约束性，容易说出一些攻击性或偏激的言语。

同时，算法推荐基于用户偏好进行信息投喂，在无形中筑起“信息茧房”和“回音室”的高墙。这导致异质观点被系统性过滤，理性对话的公共空间被侵蚀。这种环境可能使认知停留在表面，导致思维零散化，从而降低了公众的认知水平与理性判断能力。

更为深层的是，自媒体的普及造就了“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但并非每位言说者都具备相应的伦理自觉与责任意识。在流量经济驱动下，言辞常为吸引眼球而刻意追求煽动性与情绪化，致使“巧言”以新的面貌泛滥。那些精心编织的“标题党”、刻意歪曲的“片面真相”、充斥偏见的“带节奏”帖子，都在解构着言说的真实性原则与道德底线。孔子所警示的“巧言乱德”，在数字时代演变为一场系统性信任危机。

二

AI带来的言说新挑战

人工智能的崛起，特别是生成式大模型的普及，为“言说”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挑战。最新的研究表明，诸如ChatGPT、Gemini等主流AI助手，在处理新闻信息时表现出令人担忧的缺陷。近一半的回应存在重大错误，包括虚构细节、提供过时信息等“幻觉”问题。当AI能够以假乱真地模仿人类语言，并大规模生产内容时，“修辞立其诚”这一原则在技术层面遭遇了执行困境。如果训练数据本身充斥偏见或不实信息，AI则可能成为放大谬误、制造共识假象的工具，这将深刻影响公共舆论的形成机制，甚至危及民主社会的话语基础。

三

公共言说的理论视角

从理论层面审视，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所构想的“公共领域”，即一个公民能够自由、平等、理性地讨论公共事务的空间，在网络时代正面临结构性挑战。虽然网络赋予了公众广泛参与和高度自由的优势，但也伴随着公众人格独立性缺失、公共领域私人化等问题。理性的、建设性的声音往往在众声喧哗中被淹没，而极端情绪化的表达却更容易获得传播优势，形成“沉默的螺旋”效应。

因此，荀子“君子必辩”的担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时代紧迫性。它要求我们：

在面对虚假信息时，要勇于依据事实进行澄清。

在遭遇社会不公时，要秉持理性站出来发声。

在推动文明对话时，要怀揣真诚与耐心进行沟通。

“修辞立其诚”也因此超越了个人修养的范畴，成为整个社会信息生态建设的基石性原则。它要求言说者（包括使用AI的个体与机构）必须力求表里如一、言行一致，在形式和内在之间寻求“文质彬彬”的平衡。复旦大学霍四通教授指出，“诚”者“不贰”也，讲的是做人的基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