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领导学校的三重境界
(2025-04-26 10:4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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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领导学校的三重境界
陶行知先生曾经说:“校长是一个学校的灵魂,学校的好坏和校长最有关系,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对于一校之长的角色价值意义,这几句话可谓是一语中的。显然,有什么样的校长,就有什么样的学校。而校长给一所学校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主要取决于校长对学校实施什么样的领导行为。校长的领导行为,笔者认为大致有这样三重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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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重境界,是行政领导
校长对一所学校的行政领导,就是对一个组织就一般意义而言的公共行政领导行为,包括计划、组织、决策、沟通、协调、监督、考核等管理职能的履行。任何一个组织,都离不开这样的领导行为。这种领导行为,旨在确保团队组织的正常有序运行。比如,在一所学校里,学生的招收,教学班的设置,教师岗位的安排,集体活动的实施,学校里的人事、财务、物资、后勤,等等,各个层面的井然有序,都有赖于一种行政管理行为的有力存在。这种管理实践行为主要建基于科层权威,更多的是体现在制度、规则、标准、指令、监督等以外在控制为基本特征的管理层面。
校长对一所学校的行政领导,应当遵循以管理科学为依归的行政逻辑。管理行为的本质就是对人的管理。管理者的价值集中体现在“如何管理他人”上。这个“他人”,既是一个又一个的“个体”,也是一个“群体”。因此,对校长这种行政领导行为的衡量维度,显然应当从对“个体特性”和“群体特征”的尊重出发,以科学性、规范性、民主性、人文性、公平性、公正性等要素为主。这种衡度,能够清晰地区分出一个校长行政领导能力的高下。比如,“别让猴子跳回背上”,体现的就是一种行政管理能力。校长作为一所学校的领导者,建立并实现有效的行政领导,这是办好一所学校的基础,是扩展和提升校长领导境界的必要起点。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在一所管理混乱、运行失度的学校,怎么可能去奢谈办学境界的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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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重境界,是思想领导
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领导学校,首先是教育思想上的领导,其次才是行政上的领导。”这句话所强调的,并不是思想领导与行政领导的先后次序,而是两者之间的孰轻孰重,旨在凸显校长这一角色的本质意义所在。有效的行政领导,是思想领导得以施行与实现的前提。但是,对于一所学校而言,仅仅有行政领导显然是不够的,肩负育人功能的学校不是一般性的组织,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学习共同体”,需要一种能够嵌入其本质特征的领导行为,这种领导行为就是“教育思想上的领导”。所以,苏霍姆林斯基进一步断言:“没有教育思想的领导,也就没有校长。”不难看出,校长之所以为校长,关键就在于“教育思想领导”。
校长对学校实现“教育思想领导”,应当依循以教育哲学为基础的学术逻辑。教育是什么、教育为什么、教育干什么、教育成什么,或者说“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引导学校教师群体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澄清过程,就是一名校长实现“教育思想领导”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校长作为领导者的价值意义在于,能够引领教师群体在对教育这一门科学具有深刻理解与普遍共识的基础之上,形成符合教育规律而又独具特色的办学实践。校长的“教育思想领导”在学校得以实现的显著标志,是“专业权威”在教育教学活动中的全面确立与自觉维护。而这个“专业权威”,本质上源自于学校教师群体专业精神的普遍形成与内在执着,表现为学校的每一位教师对教育基本信念的秉持与坚守,对教育规律和人的成长规律的自觉践履和积极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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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重境界,是道德领导
加拿大著名教育家迈克尔·富兰认为,教育是一项道德事业,学校的全部工作都是一种道德努力,学校领导工作的真正本质是道德目标,“最优秀的领导们都具有一种多层面的道德使命”。美国教育学者托马斯小萨乔万尼在《道德领导:抵及学校改善的核心》一书中,全面系统地论述了“道德领导”理论,他认为,价值问题是学校领导的根本问题,道德权威是学校领导的核心权威,学校领导要唤起教师们的道德动机与内在需求,通过建构学校的共同愿景和价值诉求,激励他们源自内心深处的呼唤去“为了美好的事情”而作出卓越的努力和贡献。显然,“道德领导”无疑是校长领导一所学校的最高境界。
校长对道德领导这一美好境界的追求,应当依循以德性伦理为根本的人性逻辑。就学校而言,德性伦理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是好的教育?如何办好的教育?就教师而言,德性伦理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样的教师是一位好教师?如何做一位好教师?校长对学校“道德领导”的实现,就是要引领教师群体通过对教育中这些德性伦理核心问题的厘清和积极应答,在教育的价值观、信仰、理想、态度等方面沉淀为一种持久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是一所学校文化的核心。校长的“道德领导”离不开“思想领导”这一实践基础,要通过引领教师群体“认同并关心全局中的道德状况”,实现对“思想领导”超越,使之成为教师们更为深刻、更为内在的行事理由。在这一过程中,校长尤其需要展现足够的道德修为与道德勇气,以自己的道德人格、行政人格和教育人格,在教师群体中厚植起教育价值与办学愿景的信奉与追随,从而实现对学校的“道德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