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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18 09:4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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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人和”，中国学校改革的核心问题！
徐启建
从“文化人”到“教育人”
从开始的中国教育报读书周刊编辑，到后来的中国教育报文化周刊主编、校长周刊主编，十几年来，我一直在跟校长这个群体、跟教育改革这件事打交道。
最早采访并整版报道的山东杜郎口中学课堂改革，从默默无闻现在已经成了新世纪以来教育改革的典型剪影；我在中国教育报读书周刊连续主持一年多的“我们是否抛弃了陶行知”大讨论，让陶行知教育思想由冷重新变得火热；我采访报道的加德纳多元智能理论已经成为了学校教育广为应用的基础理论之一……虽然做着教育的事，但我却一直认为自己依旧是个读书写作的“文化人”。
2008年汶川大地震，一张照片成为了我从“文化人”到“教育人”转变的契机。在这张照片上，一个用帐篷临时搭建的校长办公室，里面空荡荡的，只有一张桌子，桌子上是校长用麻线自己装订的中国教育报校长周刊，而校长周刊的每个版面上都写着密密麻麻的心得体会……
这张照片给了我很大的触动，同时也坚定了我全面转向“教育人”的决心。我开始非常投入地开展我的学校研究。我坚定地认为，学校是教育的基本单元，既有宏观层面的理念问题，也有微观层面的实践问题，是教育真正承上启下、顶天立地的部分。
后来，我又创办了人民教育家研究院，并借着周济部长时期立项的影响巨大的《教育家成长丛书》的具体组织编写工作，熟悉和研究了全国的各路教育高手。
20多年，我在中国教育改革中心地带观察到的核心问题
刚开始的时候，我真是充满了发现的快乐，一所所学校走下去，每个学校都能发现很多的闪光点，就像进了一个藏宝洞，捡起一个宝贝，又发现一个新宝贝。我一直沉浸在这样的兴奋里，但后来就越来越觉得不对，就像盲人摸象似的，摸摸这个耳朵，好漂亮呀，摸摸那个象鼻子，也好漂亮，再摸摸象腿，也粗壮有力，但一拼起来就完全没有了一个漂亮健康的大象样子。
我觉得自己好像掉入了某种陷阱。这种陷阱到底是什么？后来我琢磨明白了，就是我们的学校普遍缺乏整体思维意识，也缺乏系统建构的能力，而这种缺乏，在某些阶段势必会爆发，让我们“看上去很美”的学校变得命运坎坷，也让我们的校长充满职业遗憾！
我发现，做校长，很容易沉浸在那些具体的闪光点上，因为他们往往被淹没在了那些实践琐事中，跳出来好好看一看，反思一下自己办学，的确很艰难。可现实是，如果跳不出来，教育确实就变成了无序的碎片，看似华丽，实则一团乱麻。
1981年8月，美国教育部干了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时任部长特瑞尔·贝尔任命了全美优质教育委员会，并要求该委员会向新上任的里根政府和美国人民报告美国学校的教育质量。
结果，全美优质教育委员会1983年5月就拿出了重大成果——一份叫做《处在危机中的国家》的报告。报告世界末日式的言辞震惊了全美，甚至里根总统：
“我们的国家正处在危机之中，我们曾经所向披靡的贸易、工业、科学和技术发展正在被他国超越……如果一个不友好的国家试图把我国今日现存的低劣教育成绩强加于我国，我们会认为此举意味着向我们宣战……”
把“低劣教育成绩”视同“宣战”，该报告的“火药味儿”可见一斑。而给全美优质教育委员会提供“轰炸”底气的正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约翰·古德莱得教授和他的同事们，他们全身心投入的美国教育史上规模最大、最复杂的调研之一“学校教育研究”，发现了美国遍地都是“好心的、漫无目标的学校”，它们在教育中的众多“缺位”与“错位”正威胁着美国引以为傲的社会和经济运转体系。
当然，古德莱得“学校教育研究”的使命不是像全美优质教育委员会那样来一声“棒喝”，他们希望的是：找到学校教育危机的“成因”，并找出解决这一危机的“途径”。
正如当时的美国一样，我们现在“好心的、漫无目标的学校”似乎也在遍地都是。我们的教育似乎也在迎来同样的困境。我们的学校似乎陷在了“好心的、漫无目标的”陷阱之中不能自拔。它们只是在应试的流行浪潮中，不时地用分数“汇报”一下成绩。
但在这个时代，只拥有分数的学校还是好学校吗？炫耀“分数”早已像是土豪炫耀“金链子”一样，被人唾弃，成为嘲笑的对象。而近几年一系列科学的调查也证实，家长和社会更需要的是智商、情商、行商皆高而不只是分数高的孩子！
可是，我们的学校似乎不知道还能用什么来证明自己。它们处在众多的教育“缺位”与“错位”中而不自知。
如果简单一点说，我们的学校到底缺了什么？——专业！
亚洲管理之父大前研一有一本书《专业主义》风行一时，至今尚称经典；国家领导人近年屡屡提及“工匠精神”，而国内媒体也不断有工匠精神类的成功案例报道。“专业主义”和“工匠精神”其实强调的都是一回事儿——专业精神！我们的学校能不能也来一次“工匠精神”，精雕细琢方方面面的工作？我们的学校能不能也来一次社会上喊得震天响的“品质升级”，把“过去式的好学校”变成“新时代的好学校”？
受古德莱德启发，已经创办了校长会智库的我，2017年开始发起“专业学校改进计划”。热情来得比我预料的要热烈得多。我们3月初在自己的校长会公众号公布计划后，截至4月10日，就收到了全国1000多所学校和28个教育区域的申请。
我们聚集了北师大、华东师大、中国教科院、首师大、天津教科院等等中央及地方高校、科研院所的教授，也聚集了更多在一线摸爬滚打成长起来的名师、名校长、名专家发起这项计划，我们历时多年，经历种种实践验证，提炼制定了初步的“专业学校改进计划框架”，“框架”提炼了改进学校效能的文化领导力、课程设计力、课堂创新力、教师教育力、学生发展力、信息化能力等6大类以及其24项具体核心问题。
后来又于2018年提出了更容易被记住和应用的“天地人和”卓越学校建设方法论。
天是目标和价值系统，地是落地实施系统，人是谁来给你干，和是你要怎么创造学校内、外有力的支持系统！
“天地人和”是校长必修思维框架
如果做校长，没有“天地人和”这个基本面，尽管可能已经做了几十年的校长，也可以说还是个外行，还没有入门！
“天”——办学理念体系：你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办什么样的学校？
“天”主要是说学校办学理念体系这个“目标和价值系统”。
同样是去火车站接人，但你接的到底是什么人？接很长时间没有回家的孩子是一种接法，接久别重逢的老友是一种接法，接出差归来的热恋情人又是一种接法，继续列下去，接债主、接客人……接不同的人，在去接人的路上，以及到达后的做法、准备的心情、调动的资源等都是不一样的。
这其中的差异其实就是“目标和价值系统”的差异。如果只有去火车站这么一个简单的行动目的，怎么能处理得好那么复杂的真实世界？！
但我们的学校却就普遍存在这样一个问题。早期的学校办学理念是“团结求实，努力创新”这一类的口号，近些年泛滥的则是“为某某某奠基”、“办人民满意的某某教育”。在这些空泛的口号背后呢？
你办学的优势到底是什么？你的核心教育价值观是什么？你要培养什么样的具体、可描述的人？你要办成什么样具体、可描述的学校？你为之配套的“三风一训”是什么？具体指导实践体系的管理文化是什么？课程文化是什么？课堂文化是什么？教师文化是什么？学生文化是什么？环境文化是什么？
很多学校在这些“目标、价值系统”具体要件的追问中，往往张目结舌，无法回答。也就是说大家只知道要办一个好学校，而这个“好学校”其实很笼统，既没有根据学校的历史、地域、师资情况、生源情况等“量体裁衣”，也没有具体地去阐述愿景，取舍核心教育价值观，并规划相关文化路径。
我们并不奢求每一位校长都像教育家那样，但你总得有个样子吧？！这个“样子”第一个就是要目标清晰，知道自己要干什么，有目标和价值系统——一套完整的办学理念及实践文化体系。“‘抬头看路，低头拉车’，如果校长只埋头做事，而不能看清路向，也许他确实是在往‘前’走，但这个‘前’真正是我们时代的教育前方吗？如果我们不够警醒，‘南辕北辙’、‘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池’，我们先哲描述的这些荒诞寓言，也许就会在我们的生活中真实发生。”
“地”——学校课程结构化建构：你怎么落地实现办学目标和培养目标？
“地”主要是说支持学校“目标和价值系统”的“落地实施系统”——课程体系。
再好的办学目标和培养目标也需要通过合理的课程设置去实施。因此，学校课程系统的建构实际上就是学校教育目标的“落地实施系统”。
现在学校的课程意识已经普遍加强，很多学校除了国家课程、地方课程，还开设了种类繁多的校本课程，甚至大家都在潜意识里去比谁开设的校本课程多。
校本课程开得多就好吗？学校开设课程比的不应该是数量，数量要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量力而行，“大马拉小车”是偷懒、不负责任，但盲目开设“小马拉大车”也是不科学的。学校课程最应该比的是这些课程有没有围绕培养目标、办学目标，这些课程是碎片化的还是成体系的，这些课程的实施和评价系统是怎么样的。
课程和育人目标关联度差是第一个大问题。有很多学校开设了很多校本课程，但他们这些课程其实和他们学校的育人目标几乎没有什么关联。育人目标和学校课程是两张皮，这就很有问题了，没有课程的具体路径，你提出了那么多的培养目标怎么去实现呢？因此，学校的课程体系一定是为了完成学校培养目标和育人目标的体系！
学校课程常见的第二个大问题是，课程开发与设计碎片化，不成体系。今天弄一个某某课程，明天弄个什么课程，最后堆在一起，看着很多，但其实又丢了很多重要东西。
这就像我们种一些花草，需要剪枝去叶，才能保持我们美化生活的需要或者多结果实的需要。如果任由其疯长，结果就成了一团乱草，起不到美化或结果的作用了。
学校课程成体系，结构化发展，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设计推敲好，我们心中的教育大厦用什么去构建，画好蓝图，尽管一项项落地的工期时间不一样，但最终一步步下来，始终是在构建我们心中的那个理想大厦。
这也很像我们装饰布置住房，今天看见一个沙发好看买了，明天看一个柜子漂亮买了，最后买来买去，钱花了不少，却发现放在一起并不好看。可这时，你已经把家具扔也不是，不扔也不是了。
关于学校课程的结构化、系统化设计，有很多“学问”，比如如何调动教师积极参与课程实施，如何运用课程评价的杠杆去调配学校课程。这些都需要认真的思考、推敲、论证，而不是简单拍脑门能做的事。
“人”——教师培养和学生文化：如何赋能教师？如何浸润学生？
“人”在教师层面主要是考虑学校变革的工作要由什么人来干，如何赋能；在学生层面则是，创造一个什么样的文化、氛围，浸润学生。
在制约中国教育改革理想的众多因素中，其中最重要的是教师的问题。不管有多少想法，总是要人干的，如果没有足够的改革生力军，我们的改革进步肯定会举步维艰。所谓“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我们当下的教师队伍，常见这几种形态：
老教师：
这些老师确实已经沉淀了很多经验，这些宝贵的经验往往让他们在日常教育教学生活中应对自如。但也正是这些经验，让他们也非常容易沉迷于“过去”，凡是不符合“过去经验”的就常常被固执和草率地划为“不行”、“瞎搞”。这当然符合自然规律，人总是习惯在自己的经验圈圈里打转，能不断超越自我的人毕竟是少数。但于教育教学的不断日新月异的创新，显然不是什么好事。因此，改革肯定不应该是让老教师做主力，而是应该发挥他们的优势，让他们用经验作底，做保驾护航的工作。
壮年老师：
这是一群已经工作了一定时间的老师，他们往往职业倦怠感明显，年轻时的激情已经消失，年老时的不惑还没有到来，好像被定在了十字路口，既可以往左走，又可以往右走。那么到底往哪走呢？这个群体，拥有惊人的力量，但是却存在一定的迷茫。他们中的大多数需要重新激发和唤醒，为教育的理想而奋斗。
新教师：
最后一类是新教师、青年教师。他们充满了职业和人生的稚嫩，急需磨炼，但也充满了年轻的激情和改变世界的理想。他们急需人去引导，去帮助，有师傅“领进门”，有学校提供“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教育的改变，学校的崛起，首先就是要培养一支能征善战的队伍。怎么提高他们对教育的基本认知？如何帮他们寻找激情的教育自我？如何给予基本的理论赋能、方法赋能和工具赋能？这都是校长需要深度思考和谋划的系统工作。
当然，也会有些窍门式的思考。
比如：青年教师群体无疑是建立先头改革团队的最佳来源。怎么从“手中无人”变“人手十足”，其实一个最重要的关节点就是把青年教师这个学校变革的“最大变量”发动起来！
而他们一旦发动起来，观望的中间教师也成了往前走的中坚力量，不愿做的老教师也能成为护航者。一盘学校变革的棋就这么活了！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从学校管理的角度，教师是关键。但在学校里，学生才是真正的第一，我们又如何围绕育人目标创造一个恰切的环境去浸润我们的学生成长？这也是校长要思考的重点。
“和”——组织建设和品牌塑造：怎么样在学校内外都聚集起强大的支持力量？
“和”主要是指学校的组织文化状态和品牌凝聚资源的能力。
学校办学的支持系统，有内外两个层面。对内要聚力，凝聚团队的力量，打造团队的力量。对外也是一样，要凝聚社会的力量，赢取更多的支持。这一内一外两股力量，往往也是办学成功与否的关键。
学校对内如何聚力？如何教师“撸起袖子加油干”、学生学习“嗷嗷叫”、家长“举双手支持”？
这些，都需要学校做系统的组织管理，从制度和文化上去着力塑造。
有很多学校习惯“埋头做事”，“不声张”，这也是非常不好的倾向。品牌其实是学校最重要的一种“发动机”。我们观察很多成功的企业，其实也能深刻体会到这一点。
把学校的办学理念、声音传播出去，形成社会、社区对学校的品牌认知，而这种品牌认知将让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学校办学中来，形成强有力的办学资源系统和支持系统。
如果没有品牌力量的介入，学校真的会慢慢形成一个办学的孤岛，“闭门造车”的结果只能是一步步滑落出有品质的学校行列。
当然，学校品牌怎么去构建，怎么去传播，这些也都需要认真的成体系的思考。体系构建好了，每抓住或策划一个“关键性事件”，都将把学校品牌推向一个新的高度，而强大的办学社会资源系统和支持系统也将在这些品牌构建中梯次形成！
“和”成天下，一内一外的学习型组织建设和品牌塑造，如果做到位，它必将会成为学校品质提升的保障性的两大利器！
提出“天地人和”卓越学校方法论，校长会智库也一直在实践中去探索应用它。迄今，校长会围绕“天地人和”四个层面在学校具体工作中展开，已经研发出了30+学校发展模型。这些模型就是我们的“科学方法”，在实战中我们用“科学方法”竞争，一直在创造奇迹：我们托管的学校，有的高中3年重本率翻15倍，有的学校接手一年，高三就考出了所在区域重本最高总数记录数倍的成绩；我们去年的两个项目学校，一个新建校，一个县区倒数第一校，但分别用1年和3年成为了地级市初中第一。这些都是老百姓最关切的当前利益。其实，对孩子更深远的有利影响，虽然短时间不容易观察，但我们更有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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