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丏尊语文教学思想的理论渊源、时代呈现及当代价值

 刘正伟    翟瑜佳

【摘 要】夏丏尊语文教学思想的理论渊源来自卢梭的自然主义教育学说、杜威的民主主义教育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夏丏尊对语文教学的改革包括：1919年秋在浙江一师率先发起中等学校国文课程改革，编制及实施《国文教授法大纲》，开展以问题为中心的多篇白话文章的研讨与教学；1922年以后在春晖中学改革中学国文课程，提倡小品文教学，主张传染语感于学生，研制并实施初级中学国文阅读书单；1930年以后探讨与编制以学生自主学习和自行探索方式为中心的中学国文教科书。 

【关键词】夏丏尊   自然主义   民主主义   语感   传统文化

夏丏尊(1886—1946),原名夏铸，字丏尊，浙江上虞人，是我国现代著名语文教育家、新文学家、翻译家和出版家。夏丏尊在现代语文教学发展的重要关头屡有历史性建树与贡献。他清末留学日本，归国后即投身新式教育；民国初年译介西方教育理论；五四时期发起中等国文课程改革；20世纪20年代初期探索中学国文教学改革，30年代担纲中学国文课程标准修订、编辑中学国文教科书；等等。但以往的研究鲜有从整体上探讨其语文教学改革的思想基础、历史贡献及面向，本文即从夏丏尊语文教学思想的形成、理论源头、时代呈现以及当代价值等方面，对其做深入的发掘和整体阐释。

一、夏丏尊语文教学思想的形成

夏丏尊早年在家乡私塾接受传统文化教育，1901年考取秀才。这一年清廷在八国联军的沉重打击下被迫实行新政，令全国改书院设立新式学堂。夏丏尊开始转向新学。1902年，夏丏尊进入上海中西书院学习。该书院设置了包括英文、国文、算学、科学等在内的比较完备的中学课程，夏丏尊在这里接受了现代教育的最初启蒙。1903年，夏丏尊进入绍兴府学堂学习。在绍兴府学堂，夏丏尊除了接受现代科学知识的熏陶，还接触到了西方的政治理论、革命思想和学说。在课堂上，教师对《皇朝经世文编》《公羊传》等阅读书目的推荐，特别是经学课教师徐锡麟对课文微言大义的阐发，加之课外阅读《新民丛报》《浙江潮》等报刊，以及同学对当时社会现实的议论与抨击，激发了夏丏尊关心时务、投身社会、改革政治的抱负。1905年夏丏尊在留学日本的高潮中东渡扶桑，进入东京宏文学院学习日文和普通科。1907年夏丏尊考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学习，一年以后，因不堪经济负担辍学回国。留学日本期间，夏丏尊比较熟练地掌握了日文，接触到了世界现代科学知识，并亲身感受到了日本现代文化与文明，看到了教育之于现代民族国家发展的作用与威力。

夏丏尊自清末留学日本归国后投身新式教育，躬身中等学校教育实践二十年，后又长期献身教科书的编辑出版，推动语文教学改革，他的语文教学思想在其长期的教育与文化实践中逐渐形成。夏丏尊语文教学思想的形成，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08—1921），投身中等师范国文课程改革。1908年春末，夏丏尊应聘担任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教育科日本教习中桐确太郎的通译助教，后又担任浙江高等学堂教育、心理科教员。在此期间，夏丏尊不仅担任课堂上的翻译工作，还认真编写讲义，辅导教学，并由此比较系统地接触到了近代西方教育学理论。1912年以后，夏丏尊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译介卢梭的自然主义教育理论、日本动的教育学，并在教育实践中锐意改革。新文化运动爆发后，夏丏尊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译述杜威的民主主义教育理论，提倡人格教育，和陈望道、刘大白、李次九等发起国文科的课程改革，在国内率先进行白话文教学实验，“精选教材，规定教授程序”；按问题分类研讨与学习,“教学生用批判的眼光，取研究的方法”。不久，因为“改革国语”课程而引发了“浙江一师”风潮，夏丏尊辞去教职。1920年秋季起，夏丏尊应邀担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国文教员，在课堂上除提倡白话文，要求学生阅读新文学作品、写作新思想文章外，还改革作文批改方法，从文法、修辞等方面督促学生进行作文评改。

第二个阶段（1922—1927），投入中学及大学国文教学改革。1921年12月夏丏尊担任上虞春晖中学国文教员，之后，历任浙江省立第四中学、上海立达学园国文科教员。夏丏尊“欲竖了真正的旗帜，振起纯正的教育”，他积极倡导人格教育，让学生“按照他们的个性自由发展”。在中学国文教学中，夏丏尊提倡小品文教学，主张传染语感于学生，培养“学生对文艺和艺术的欣赏力和表现力”。1926年、1927年，夏丏尊先后应邀担任复旦大学国文科教授，国立暨南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教授，分别讲授文选和中国新文学。

第三个阶段（1928—1946），担纲中小学国文国语课程标准起草、修订工作，编制中学国文教科书，探索以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自行探讨为中心的教科书体系。1928年起，夏丏尊投身编辑出版事业，担任开明书店编辑所所长和总编辑，先后创办了《中学生》《新少年》等杂志，为广大青少年学习语文提供指导与帮助。1929年，夏丏尊因在翻译儿童文学方面的卓越成就，被教育部聘请为小学国语科委员，参与小学国语课程标准的起草与制订工作。1932年、1935年，夏丏尊又先后参与初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的修订工作；1934年还应邀参与中等师范国文课程标准的修订工作。夏丏尊按照初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的理念、结构体系，积极地探讨中学国文教科书的科学化编辑体系与方式。他与叶圣陶先后合作完成了《开明国文讲义》《国文百八课》《初级国文教本》三种国文教科书的编写。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夏丏尊留居沪上。在艰难的时局中，他一方面积极参加上海文艺界抗日御侮斗争；一方面默默从事中学国文教科书的编写工作，尤其是殚精竭虑、全力探讨编纂符合中国汉字特点及学习规律，适合学生学习和使用的字典。

二、夏丏尊语文教学思想的理论渊源与核心

（一）夏丏尊语文教学思想的理论渊源

夏丏尊的语文教学思想具有深厚的教育学理论基础，其理论源头主要有三个：自然主义教育学说、民主主义教育理论和中国传统文化。

１.自然主义教育学说

如前所述，夏丏尊自1908年春末应聘担任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教育科日本教习通译助教，后又担任浙江高等学堂教育、心理科教员，比较系统地接触到了西方近代教育史上有代表性的教育学说。1913年，浙江《教育周报》连载了他翻译的卢梭的《爱弥尔—— 论教育》，较早地介绍了卢梭的自然主义教育学说。

夏丏尊在《爱弥尔—— 论教育》译者志中说：“盖虚构爱弥尔之一生徒,而藉述著者之自然主义者也。著者以从来之教育法为谬误，痛骂之几于不留余地。其思想之新奇，与文笔之爽利，大为欧洲教育界所注目，与人心以伟大之感动，如康德、譬司太落契等，皆深受此书之刺激者也。故此书实为近世新教育之源泉。”［1］夏丏尊在译介卢梭自然主义思想之余，也积极接受了卢梭的自然主义教育理论。如：教育首先在于成人，注重儿童人格的养成，以及在教育中提倡自由平等的观念，在自然状态下根据孩子的天性培养社会的公民等。

２.民主主义教育理论

1919年8月，夏丏尊在《教育潮》发表了他翻译的《杜威哲学概要——译日本帆足理一郎氏“民本主义与教育”叙文》一文，概括性地介绍了杜威的民主主义教育理论及其哲学基础。

夏丏尊不仅指出了杜威实用主义哲学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地位及作用，而且高度评价了民主主义教育理论的重要意义。夏丏尊指出，杜威在考察了西方的哲学发展历程之后指出，实用主义哲学是一种活动的哲学。自柏拉图提出现实界为非实在之世界，理想界为实在之世界的哲学观念以来，西方哲学均视“不变不动完全圆满为实在”，“故于知识上，亦认永久不变的实在之知识为真知识……最高之知识，必与行为全无关系，超然独立，自己充足者也”。文艺复兴以后，西方的哲学发生了转向，人们的兴趣转向了对现实世界及实际生活问题的探索；而科学的兴起，使人们“不但不认变化为无价值，反生兴味于变化。以为欲知事物之本质，不可不用种种之实验，观其变化之过程”［2］。杜威将这一哲学称为活动哲学。“活动的哲学，虽注重现实，然尚具有理想的方面，其所主张之理想，非超越世界之究极完全的实在，乃由现实之经验所选择之暗示或观念而成。于现存社会之改良上，有直接之意义。” 夏丏尊对于当时国内教育界宣扬的各种主义或新的教育宗旨非常不以为然。他和浙江一师校长经亨颐一样，赞同杜威的观点：教育本没有什么新旧，一味强调宗旨或主义，只能演变为某种教育流派，与教育的本义——“人如何教”相去甚远。教育的根本问题是一切从人出发，研究“人如何教”，而非“应如何教人”的问题。［3］

３.中国传统文化

早在读私塾时，夏丏尊就埋头苦读四书、《左传》《诗经》《礼记》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浸润。留学归国以后，在浙江一师担任舍监、国文科教员，从事教学和管理工作，夏丏尊努力钻研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尤其是宋元明的性理之学。正如他后来所说：“我在那时（指在浙江一师），颇努力于自己的修养，读教育的论著，翻宋元明的性理书类，又搜集了许多关于青年的研究的东西来读，非星期日不出校门，除在教室授课的时间外，全部埋身于自己读书与对付学生之中。”［4］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宋元明的性理学说是夏丏尊语文教学思想的重要源头之一。

（二）夏丏尊语文教学思想的核心与表达

1.“以人为背景”

如果说卢梭的自然主义教育学说、杜威的民主主义教育理论，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是夏丏尊语文教学思想的理论基础和重要来源，那么，人、境遇和时代，尤其是“以人为背景”，则是其构建语文教学思想体系的核心。

夏丏尊认为，变革旧教育，建构新教育，必须考虑三个背景，即人、境遇和时代。他引用卢梭的话说，“不管学生将来入何等职业，先使他成功一个人”［5］。他又说：“无论何物，不能离开空间与时间的两大关系，这个空间时间，在人就是境遇和时代了。”时代和境遇所要求的知识，才是有用的知识。“现在是何等时代，我们现在是何等境遇，这都是教育家所应当考求的问题。”［6］他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于教育的革命意义在于，打破了以往教育界死水一潭的静止局面，进而由静的状态转变而为动的状态。［7］

夏丏尊坚信，教育事业是人类进步的事业，而非保守的、复古的事业。因为它和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不能离开社会而独立。所以，改造社会就必须从改造教育开始，而身处教育界，每个人都有责任参与教育事业的改造。夏丏尊认为，新旧教育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封建教育培养的人才是为了读书做官，新式教育培养的则是“自在的适合社会的公民”。中国近代引进和吸收西方的教育理论、学说是建构新教育的必由之路，问题在于不能仅仅在制度和形式上依葫芦画样，不顾中国社会实际，所谓引进、吸收，只是模仿了一个形式，内容却仍是“之乎者也”（现在改作“的了吗呢”）的科举式的老斯文。夏丏尊指出，教育事业必须“与时俱进”，因此，他积极主张并提出建构现代语文教学。

夏丏尊在社会变迁和思想变革的大时代背景下，把人作为建构现代语文教学的中心和主体，境遇与时代作为纬度与经度，从而建构语文教学体系和内容。夏丏尊提出“以人为背景”建构语文教学，其教育的理想和目的是“完成被教育者的人格塑造”。无论是课程设置，还是内容安排，都是为了养成人的方面。夏丏尊说：“真正的教育，须完成被教育者的人格，知识不过人格一部分，不是人格的全体。”［8］过去社会批判新教育的无用，实质上是把材料当成目的物了。“现在普通教育中所列的科目，都是养成人的材料。—— 不是教育之目的物，也不是学问。—— 地理是从横的方面解释人生的。历史是从直的方面解释人生的。数学是锻炼人的头脑的。理科是说明人的周围及人与自然界之关系的。语言文字是了解人与人的思想的。体操是锻炼人的身体意志的。其他像手工农业等，虽像也有点带着职业的色彩，但是在普通教育中，仍是注重陶冶品性的一面。总之现在普通教育上所列的科目，除了以人为背景以外，完全是毫无意义。”［9］

夏丏尊指出，人类的任何教育活动都必须有相当的人格，被教育者方能心悦诚服。他形容说：“人格恰如一种魔力，从人格发出来的行动，自然使人受着强大的感化……”当然，实施人格教育并非要求教育者皆有完美的人格，“学校所行的教育，都不过是一种端绪，一切教科，无非是基本的事项，不是全体，所以教育者于人格方面，也只求能表示基本的端绪够了。这个人格的基本端绪，比了教科的基本端绪，成就虽难，但是不能说这是无理的要求”。［10］夏丏尊认为，实施人格教育的目标在于，通过情感上的陶冶，养成自由的思想，最终形成学生完整的人格和健全的个性。

2. “我们将使我们的学生为怎样的人”

前面说过，夏丏尊指出，学校的所有科目教学都是指向人的教育。语文教学当然应该围绕“人如何教”的中心目标进行建构，因为现代教育所要培养的人是共和国的公民。夏丏尊引用威尔斯在《生命之科学》一书里的一段话形象地阐述了这一共和国公民的特质：“教育的目标是要使各个人成为善良的变通自在的艺人（因为环境在变迁，所以要变通自在，）成为在那一般的规画中自觉能演一角的善良的公民，成为能发挥其全力的气象峥嵘、思虑周到、和蔼可亲的人格者。终其生都要有能受教育的适应性。旧式的那种阴晦的观念，以为人当在青年期之前把一切应该学的东西都学好，而以后只是用其所学，和多数的动物一样，那种观念是在从人的思想中消逝了。”［11］

夏丏尊在《我们将使我们的学生为怎样的人？》中对语文教学最终指向的目标，即人的培养及其特质做了充分的阐述。

（1）“我们要使我们的学生为有丰富的常识和趣味的人。”夏丏尊说，中等教育所培养的人应该是具有普通常识和趣味的人。“我们认中等学校教育是养成常识的教育，不是为学问的教育。所谓常识，就是关于现代文化底大略的知识。”“趣味，是和知识相关联的东西。于某方面有趣味的人，关于某方面的知识自然比较丰富。翻过来说，也可以说在某方面有了知识，才能在某方面发生趣味。二者互为因果，关系很是密切的。”［12］ 夏丏尊指出：“我们要使我们的学生将来立身社会的时候，于自己的职业以外，还有多方面的常识和趣味。”因为“人只有单面的生活的，也不是好人。我们的学生，因个性和将来的方向，在学中对于知识趣味的趋向，当然有偏重某方面的事，但我们于承认他们有所偏重以外，还须加以补充，使他们有比较的多方面的知识和趣味，决不愿使他们成单方面的人物”。［13］

（2）“我们要使我们的学生为有广博的同情的人。”夏丏尊说：“同情，是把他人的苦痛如实在自己心内反映了而生的感情。我们相信：人类社会一切的隔离，冲突，祸害，都可用同情来救济。世间尽有不能体会他人的苦痛的人，甚至于还有反对地以他人的苦痛为快乐的人。唯其如此，于是世间遂充满着祸患了。”“因为同情于现在妇女和劳动者的地位不良，所以要提倡社会改造，因为同情于乡民无知的苦痛，所以要努力于普及教育。”［14］夏丏尊指出，在公民道德教育上，我国一向受传统家族制度的束缚，囿于家庭和家族之内，社会性和公共性道德不发达，因而社会缺乏团结。他提出扩充学生广博的同情范围，就在于培养公民的道德品质，促进国民的政治意识和社会认同感。

（3）“我们要使我们的学生为能自律地不断向上的人。”所谓“自律地不断向上”是指学生走上社会以后，始终能保持一种积极向上的态度，不甘沉沦。夏丏尊打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说，学校教育就像给学生发展着色。过去虽然学校给学生着了色，但学生一旦进入社会，教师在学校中勉强替他们染成的色彩立刻就消退。他说，学校的着色法，或许很迂缓，不能一次着成；或许很麻烦，不能一律着成，但一出染坊就退的色，是不愿再着的。夏丏尊进而强调说：“我们的学生，务须是能自律地不断向上的人。在道德上：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于在学期内，不只因了教师有命令的缘故，去行任何的善事，敛任何的恶事！出校以后，不但能持续固有的善良的生活，还能不盲目地被周围所征服，永远能听着自己良心的命令，迈往前进。在知识上：我们不但希望在学期内能圆满通过，尤希望出校以后，能与时俱进，虽到了老耋，也能了解那时青年人们的思想和心情，不做时代的落伍者。……总之：我们要使我们的学生为有理解，有趣味，有情感，有意力的人，能享乐，能苦斗的人，是能在世上生活而不只是生存在世上的人！”［15］

三、夏丏尊语文教学思想的时代呈现

（一）1919年：以国语为中心的中等国文课程改革、以问题为中心的单元教学与研讨

夏丏尊在浙江一师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学校课程改革。早在五四运动前一年，他目睹本校学生国文水平每况愈下，便主动要求担任国文科教员。1919年秋，在校长经亨颐的支持下，夏丏尊与陈望道、刘大白、李次九等发起国文课程的改革。

首先，由国文科教员举办国文教授会议，共同制定《国文教授法大纲》，确定了两个教授目的。（1）形式的，“使学生能够了解用现代语或近于现代语—— 如各日报杂志和各科学教科书所用的文言。—— 所发表的文章，而且能够敏捷，正确，贯通。……使学生能够用现代语—— 或口讲，或写在纸上。—— 表现自己的思想感情，而且要自由，明白，普遍，迅速。”（2）实质的，“使学生了解人生的真义和环境的现状。学校各种科目，无非是一种做人的工具，所以国文科的内言，也应该注重人生和环境，使学生能够了解做人的道理。”［16］

其次，在课程编制及内容组织上，教授会议提出：“精选教材，规定教授程序。”教材内容选用当时报纸杂志上发表的关于讨论社会问题的文章，“以和人生最有关系的各种问题为纲，以新出版各种杂志中，关于各问题的文章为目”，“要适合学生的心理，现代的思潮，实际的生活，社会的需要，世界的大势，而且要有趣味”，并“依着问题，归类起来”。为此，他们选辑了李大钊、鲁迅和陈独秀等新文学运动重要作家一百多篇白话作品。《国文教授法大纲》还明确规定教授语法和修辞等新知识内容，强调学生自由研讨，并培养其批判能力。大纲要求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每一星期或两星期提出一个研究的问题，并将与问题相关的材料，分发给学生，并指示阅读的次序。学生在对文章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并用简括的文字记载下来，做一个问题的大纲；学生根据阅读问题发表意见，撰写札记，然后再组织公开交流，随时做批评，相互辨难，最后教师评述讲演。［17］夏丏尊还担任了《中等国文典》的教学任务，此书以章士钊的《文法读本》为教材，知识内容虽然不无枯燥，但是夏丏尊的教学却十分认真。

（二）1922年：“竖了真正的旗帜，振起纯正的教育”，提倡小品文教学，传染语感于学生

1921年12月，夏丏尊应邀担任上虞春晖中学校首席教师、国文教员，协助擘画学校教学事务。夏丏尊既顾念桑梓情意，又抱定实现未了的新教育理想，开始了中学国文教员的职业生涯。夏丏尊在《春晖的使命》一文中对此阐述说，欲“竖了真正的旗帜，振起纯正的教育”［18］。经历了浙江一师风潮的夏丏尊不再满足于在官方体制内办理教育，提出了“反对旧势力，建立新学风”的办学理念，“约集了一班气味相投的教师”，来到“气氛和谐”，“环境幽静，人间烟火极少”的白马湖畔，实施“纯正”的教育理想。夏丏尊继续提倡并实践着自然主义教育、动的教育和人格教育。

夏丏尊深知，现代学校教育是一种制度化的体系，难以避免“从来铸型教育之积弊”。1922年实施新学制，倡导民主精神与个性教育，改革了中等教育体系，设立了新的课程。但在夏丏尊看来，真正实施新学制并非死抱“部章主义”，而是要“活用部章”，并根据学校实际情况予以调整，变更，对症下药。所谓“振起纯正的教育”，实际上，是在现代学校制度的框架之下按照学生个性发展实施教育。在春晖中学，夏丏尊积极投入国文科教学与改革的规划与设计：

1.以能力编制学级

“以能力编制学级，为动的教育之要件。”春晖中学在各学级编制中，又按A、B级划分为两类，实施不同程度的教学内容，以尊重学生的个性，因材施教。

2.在国文科的教授上，提倡小品文教学，注重课外阅读名著

在小品文教学中，教学生从现实生活观察入手，以生活中出现的一些现象、事件为题材写作小品文。作文训练则以实际生活为限，让学生自由选题。在阅读教学上，提出传染语感于学生。除选用当时正式出版的国文教科书以外，夏丏尊还为学生特别编制了一份课余阅读书目，他将其称为学生的“必读书”。所谓知识上、修养上的必读书，包括“做普通中国人所不可不读的书”和“做现代世界的人所不可不读的书”。这份书单包括《论语》《孟子》《老子》等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新文学作品、外国文学名著、名人演讲、外国戏剧故事，以及英文原著等80种。学校还定期举办课外讲演，并分为三类：一类注重知识，“去做正课的帮助”；一类是根据偶发事件及时事确定话题内容；一类是邀请校外来宾的讲演。

3.灌输思想学术，鼓励创作发表

夏丏尊认为，学校是教育与学术研究的地方，同时肩负促进社会文化发展的职责；在“灌输思想学术，提供创作发表与交流”方面，中学自有相当的责任。春晖中学在创校之初，即创立了《春晖半月刊》，由夏丏尊担任主编。《春晖半月刊》的创刊，一方面向外界传达“我们的教育主张和教授训育的方法”，并要求获得批评和指教；另一方面对内则鼓励学生写作白话作文，创作新诗。《春晖半月刊》每期都刊登教师撰写的稿件和学生的习作。

1925年2月以后，夏丏尊在上海立达学园教授国文，依然抱持一贯的教育理念，以发展学生的个性为主要职责，提倡自由讨论，同时鼓励同学互相帮助、进行艺术化的生活教育。夏丏尊认为，教育的意义在于，让学生自由发展，为其去害虫、灌肥料、滋雨露，使其能就他的个性自然发荣滋长。1926年6月，立达学园设立了文艺专门部，并设立中国文学进修班，夏丏尊担任了进修班的国文和文艺思潮课程教授。他反对灌输式的记诵教育，决不让学生背诵“主题思想”“段落大意”之类，而主张多读范文，特别是多读好的作品。他告诫学生，阅读要注重趣味，不要沾染黑幕派、鸳鸯蝴蝶派文学。他认真批改学生作文，遇到好的文章即帮助修改并推荐给《一般》杂志发表。 

（三）1930年：编制以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自行探讨为主的中学国文教科书,以能力给与设计为目标，进行辅导教学和作业改革

1928年，夏丏尊正式出任开明书店编辑所所长及总编辑，投身教育文化出版事业。夏丏尊作为开明书店的早期创立者，是抱着革新中小学教育，尤其是语文教学的理想而投身出版界的，以“出版各种有价值之新思想、新文艺书籍杂志”为职志，以中等教育程度的青年为读者对象。

1.创办专门刊物，为中学生学习提供辅导与帮助

1930年开明书店创办《中学生》杂志，夏丏尊任社长。夏丏尊撰写的发刊辞称，当时社会对数十万年龄悬殊各异的男女青年漠不关心，“未闻有人从旁关心于其近况与前途，一任其彷徨于纷叉的歧路，饥渴于寥廓的荒原”。他阐明《中学生》的创办使命在于：“替中学生诸君补校课之不足；供给多方的趣味与知识；指导前途；解答疑问；且作便利的发表机关。”［19］《中学生》杂志“介绍一般科学知识，发表文艺”，因其开设栏目众多，供给中学生成长以多方面的营养，话语和气，不摆架子，平等对待读者，深得中学生的欢迎。夏丏尊不仅负责该刊每期社论与编辑后记的撰写工作，而且亲自撰写许多辅导青年学习的文章，还创作了大量散文随笔、科普小品，发表在该杂志上，如《受教育与受教材》《致文学青年》《我的中学时代》《钢铁假山》，等等。在《受教育与受教材》一文中，夏丏尊概括地指出：“所谓教育，就是能力给与的设计。学校就是为施行这设计的而特造的人为的环境。……专门以下的学校,所传授的不是可以直接应世的知识技术，其任务宁偏重于身心诸能力的养成。愈是低级的学校愈如此。所谓课程也者，无非施行教育作用的一种材料而已。”［20］

2.辅导教学，促进中学生学习

开明书店创办不久，为使当时社会上一般教师和学生摆脱油印讲义之苦，提供灵活便利的教学材料，夏丏尊、叶圣陶策划编辑出版了《开明活叶文选》。《开明活叶文选》每期选择中外文学史上典范的文章刊印出版，供学生阅读之用。从古文到白话文，各种文体兼备，并加以新式标点。《开明活叶文选》因为编印形式灵活（既可以分篇零售，也可以选定若干篇装订成册），内容丰富，价廉物美，选编篇什巨大（选印古今中外文学名著1 600余篇），便于教学而受到学生的欢迎。［21］为进一步帮助和辅导失学中学生，1933年开明书店又创办“上海私立开明函授学校”，夏丏尊担任校长。开明函授学校分初中、高中两部，按当时部颁中学课程标准开设了13门课程，特别聘请富有中学教学经验的各科专家，编写浅明易解的讲义，又通过批改作业等方法指导学生学习。作业则分练习、笔记、质疑三项。开明函授学校先后编写出版了18种讲义。其中夏丏尊、叶圣陶、宋云彬、陈望道编写《开明国文讲义》（三册，1934年）。该书选文131篇，目的是让学生掌握一般的阅读和写作的方法，理解一些语法和修辞的常识，从而掌握中等语文表达能力。

3.编辑中学国文教科书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教育部开始整顿和改革中小学教育。自1929年起，教育部成立中小学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聘请专家委员负责中小学各科课程标准的制订。如前所述，这一时期，夏丏尊先后四次被教育部聘请，担任小学国语、初级中学和师范国文课程标准的编制及修订工作。夏丏尊不仅熟悉初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的理念、体系及结构，而且积极探索不同形态的初级中学国文教科书的编创与探索实践。1934年，夏丏尊与叶圣陶合作编撰出版了《文心》一书，用文学形式介绍语文知识。“写得既生动，又周到，又都深入浅出，的确是一部好书。”1935年，在此基础上，两人合作编写《国文百八课》。该教材采取混合编制法，以课即单元的形式编制课程内容，“供初级中学国文科教学或自修之用，每课为一单元，有一定的目标，内含文话、文选、文法或修辞、习问四项，各项打成一片，是一种创格编法的国文课本”［22］。1937年，夏丏尊、叶圣陶两人再度合作编写出版《初中国文教本》第一至四册。该教材按照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的初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编制，分为精读范文与文章法则两项，不附练习。“文章法则又分甲、乙二部；甲部提示文法要项，乙部提示文章理法，皆按照范文分别安插，即以范文为例证，打成一片。”1938年，夏丏尊与叶圣陶合作编写《国文百八课》第五、六册，其中夏丏尊“规定二册文话目录”，叶圣陶“据以选文”。夏丏尊与叶圣陶合作创编的中学国文教科书，充分体现了开明书店编辑出版教科书“注意精选内容，插图美观，编排新颖、活泼，注重诱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以及教学法的革新”等特点，深受读者的欢迎。

四、当代价值及启示

“以人为背景”，教育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培养人、造就人。语文教学的根本任务是塑造人，指向学生人格及个性的发展。夏丏尊从现代教育的本质出发，指出学校所有的学科教学与其说是使学生掌握各门学科的知识、技能及学问，不如说是完成人的情感、价值和精神的塑造，培养时代所需要的公民，即完成一个社会公民的核心素养与趣味的培养。夏丏尊将其概括为培养和造就一个具有丰富的常识和趣味、有广博的同情和能自律地不断向上的人。而语文学科教学的任务就在于从自己的学科上逼近、指向和延伸人的语言、思维、情感态度和价值的发展。

语文教学如何培养学生的学科思维，如何进行阅读教学，如何选择教学方式，在现代语文教学建构初期，夏丏尊即提出“以和人生最有关系的各种问题为纲”，按照不同问题分类组织文章，进行专题研讨，以讨论、探究与发表的方式进行，突破了传统古文单篇教学逐字逐句解释的方式、而代之以文本分析研讨，开创了现代语文教学新的途径与方式。虽然这种方式在以后的语文教学中时有争议，但这种以发展学生的思维为中心，通过多篇课文比较研习其中所蕴含的思想价值与丰富情感，注重探究和学习效能的方式，至今仍然具有时代的意义。实际上，这正是语文教学由超越简单的字词句篇的文本教学与技能的训练， 转向关注学生生活及身心发展的时代使命和历史担当。

注重教材编制过程中引导学生学习，探索问题与作业的科学设计。夏丏尊在20世纪30年代中学语文教材的编制中，如果说注重课，即单元教学的创编，贯穿“教材无非是个例子”的教学理念，通过课文的研习、文本的读解，让学生自己摸索、探寻语文学习的途径与方式，获得语文学习的经验与体验，那么，通过课后作业的科学化设计，以达到目标的完成与实现，提高学习文本的效率，则是夏丏尊在语文教学科学化道路上创造性的探索与贡献。这不仅反映了20世纪以来国际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更是夏丏尊和叶圣陶等语文教育界的开创者探索现代语文教学的30年经验所得。对于语文教材编制单元组合方式的探讨，以及学习效能的关注，正是以核心素养为导向的语文课程改革所倡导的理念、目标和方向。换句话说，夏丏尊的语文教学思想至今仍然是我们新世纪语文课程改革所应汲取的重要的思想资源和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