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山城通化回到滨城大连

——我搞报道那些年的那些稿那些事（12）

1989年初，我从科技日报社回到基地报道组。我此次进京学习的成果自然是可喜的，上稿数远超过H处长当初勒令我完成的指标，报销差旅费的事他没得话说。算起来，这外出学习的一百多天里，花掉公家的钱约为1200元，都抵得上本人半年工资了，出点成果还不是应当应分的事。

不过，H处长对我还是不冷不热的。可是，当我提出想回旅里工作时，他立马变得热情起来，并说要在旅长、政委面前给我说话（意为美言）。其实，我想回旅里工作，并不仅仅是同H处长的关系问题。因为我在基地报道组已经两年了，虽然出了一些成绩，还荣立三等功，看上去还算风光，但说白了，自己只是名义上工作在基地机关，任职命令却仍在基层连队，属于借调性质，时间久了，难免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最主要的是缺少归属感。而回到旅里就不一样了，因为早就给有关领导通过气，可以把命令下到旅政治部宣传科，成为堂堂正正的机关干部。况且，基地驻地在山城通化，我们旅驻地在滨城大连，后者显然具有地域优势。

从山城通化回到滨城大连，我被任命为旅政治部宣传科副连职干事，确切地讲是副连职兼职新闻干事，除了写新闻，还兼管部队两用人才工作。不过，这两样事对我来说都较为轻松，兼职新闻干事不像专职新闻干事和报道员那样压力大，工作任务有一定弹性，上稿多了自然受表扬，上稿少了也能过得去。至于两用人才工作，按部就班就行，通常都是些上情下达、跑跑颠颠的事儿，倒也乐在其中。尤其令我欢喜的是，当时我手中还拥有两样东西：一台照相机，美能达牌的；一台摄像机，什么牌子记不清了。这两样东西在当时可都是稀缺资源，尤其是摄像机，一般人摸不着。除了工作上需要，谁家要是办个喜事，让咱去录上一段，受到盛情款待那也是必须的，遇到大方的主儿，还能弄条烟抽，岂不美哉！

不过，身为新闻干事，虽说是兼职的，心心念念的还是写稿子，力求多上稿，上好稿。这个时期，无论大小事件，只要构得上新闻，我都煞费苦心地采写；不管大报小报，只要能上稿，我都一篇篇寄去。如此一来，一些报纸的版面上，或者电台的播音中，便会时不时蹦出我的“大作”。比如，我采写的《“迷人的乐队”乐曲洒军营》上了《中国青年报》。就连我投给《参考消息》的稿件也见报了，这在我们旅乃至基地，都是破天荒第一次，鼓舞人心啊！

当然了，也有些稿子是凑数的。像一些小诗歌、小散文、小品文之类，在每年年底报送上级的上稿数量中，都占有一定份额。如，我在《杂文报》发表的《“必无疑”五题》，虽说饶有趣味，却跟“新闻报道”挨不上。基地和二炮评选年度报道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时，往往只会以上稿总数及全国性报纸（杂志、电台）上稿数量作为依据，并不能顾及到具体内容。

当然了，如果是解放军报头版头条，或者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中央媒体的重头稿件，就另当别论了。如果在军报上了头条，往往会以一当十，甚至以一当百的。其影响力之大，足以改变一个人的前途命运。（董聚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