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垃圾分类走出“死胡同”
垃圾分类，知易行难，小事不小，如何打破僵局、走出“死胡同”，大有文章可做。
6月18日，北京市城市管理委主任孙新军做客“市民对话一把手
提案办理面对面”直播节目，就垃圾分类问题与市民互动。据他介绍，生活垃圾一般分为四类：厨余垃圾、其它垃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可回收物是循环利用的，报纸、纸箱、饮料瓶、易拉罐等由再生资源企业回收利用，俗称“收破烂”；厨余垃圾是厨房产生的，像菜叶菜帮、剩饭剩菜等；其它垃圾是保鲜膜、塑料袋、纸巾等，可送到焚烧厂发电或者是填埋；有害垃圾是对身体和环境有害的，如废荧光灯管、水银温度计、过期药品、油漆等，需要特殊方法安全处理。
一说到垃圾分类，笔者就想到了日本。日本的垃圾分类细致到近乎“苛刻”，一本垃圾分类手册长达二三十页，纷繁复杂的条款让人难以置信。比如，喝完一瓶可乐后，揭下外面的塑料包装纸，把瓶子洗子净、踩扁，这样可乐瓶就分成了盖子、包装纸、瓶子三个部分，然而分别扔进不同的垃圾桶。再如，一个香烟盒，外包装是塑料薄膜，盒子本身是纸做的，封口处的那圈铝箔是金属，丢弃时这东西自然就要分为三类分别投放。还有，木质家具需拆解成一定长度、捆扎后再丢弃；画笔需取下上面的金属部分，当成资源物资与其他部件分开处理；牛奶等纸盒需水洗后剪开、凉干，用纸绳捆绑后丢弃；干净、没有破损、两只齐全的袜子是布类资源物资，其余的则是可燃垃圾，等等，真可谓“分不厌精、类不厌细”。此外，在日本扔垃圾也有时刻表，对不同垃圾划定不同的投放时段，不能想扔就扔。任何人违反规定乱扔垃圾，就违反了“废弃处置法”，会被警察拘捕并处以很重的罚款。不过，垃圾分类对于日本民众来说并不难，他们从小就养成了习惯，即使无人监督也会严格分类，很少有不自觉行为。
在我国，垃圾分类虽已倡议并推行多年，但过往政策并未让人们的行为习惯改变多少，垃圾分类成了“最难推广的小事”。究其原因，有很多因素，但关键一条在于强制性不够。一次罚款往往胜过千百次宣传教育活动。
当然了，垃圾分类作为一项全民行动，涉及面广，技术细节很多，特别是强制推行包括罚款在内的垃圾分类工作，是要付出很高行政成本的，还要面对“你有政策，我有对策”的艰难挑战，必须精准施策，还须循序渐进。正如市城市管理委孙新军主任所讲，我们国家现阶段尚处于垃圾分类习惯培养期，要由易到难，由浅入深，不妨先要求市民做到“资源回收、干湿分开”，这样操作起来比较容易。据孙新军介绍，《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修订工作列入2018—2020年立法规划。新修订的条例将不光对单位，也对个人明确垃圾分类责任，以立法方式使软约束逐步“硬起来”。届时，物业等管理方对居民个人是否做到垃圾分类将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生活垃圾处理是一个重大课题，做好分类固然重要，源头减量方为上策。目前，北京市每天产生生活垃圾约2.6万吨，人均1.1公斤。现有29个垃圾处理终端设施，都处于满负荷运转状态。尽管孙新军表示，今年全市垃圾分类示范片区要覆盖到60%以上的街道、乡镇，将建立“不分类，不收运”的倒逼机制，追究不组织分类或分类不符合要求的单位及管理者的责任，并着力解决垃圾运输“混装混运”问题，研究建立再生资源回收体系，畅通资源回收渠道，等等，可以说有了不少应对之策，但坦率地讲，源头上减量才是最最重要的。日本垃圾分类做得好，其源头减量也不赖，商品包装非常讲究绿色简约，“光盘行动”习以为常。在我们国家，人为制造的垃圾太多了。比如，“套套娃”式的快递包装、吃一次外卖产生一堆垃圾之类的现象相当普遍，为处理这些海量垃圾，每天要消耗多少公共资源和行政成本呀？！
垃圾源头减量，涉及面更广，难度更大，需要全国上下一盘棋，各行各业齐行动，啃掉难啃的硬骨头，打一场大规模的歼灭战。（董聚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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