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分类：举手之劳，文明之举，国之大事

    垃圾分类，如果你认为这是个可以忽略的小事，那就大错特错了。在我们国家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可是关系到13亿多人生活环境改善，关系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之大事。

    有一串数字相当惊人，并决定了大部分人的生活习惯必须得改。据统计，2015年全国大中城市产生的垃圾量约为1.86亿吨，如果用装载量2.5吨的卡车运输全部垃圾，所用卡车的长度近50.4万公里，相当于绕赤道12圈。这是个什么概念？其实，不只“垃圾围城”问题日益凸显，随着人民群众消费水平的普遍提高，“垃圾下乡”问题也越来越严重，长期以来很多地区的农村垃圾处理仍处于放任自流状态，成为困扰新农村建设、阻碍城乡一体化推进的“拦路虎”。

    怎么办？不管“垃圾围城”也好，还是“垃圾下乡”也罢，解决垃圾问题终究还是办法比困难多。先说垃圾减量，以我泱泱大国的生产能力和消费水平，只要能做到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尽量减少一次性物品和不必要的过度包装，采用易降解的包装材料，垃圾产生量必会大幅减少。再说垃圾分类，绝大多数人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只要通过分类妥善处理，垃圾也能变废为宝。

    这种事情说难就难，说容易也容易。我们熟悉的日本在这方面就做得相当好。上等的茶叶，通常采用纸质包装。购买化妆品，往往是用纸袋子一拎走人。在餐馆或家中吃饭，几乎都是“光盘行动”，连一个米粒、一点儿菜汤都不剩。至于旧电器、旧家具等大件物品，即便有的家庭不用了，也会擦拭干净放在路边或送到旧货市场，再利用率相当。再看看我们的同胞，有了钱就任性，看到新款产品就“买买买”，包装越豪华越走俏，新鲜劲儿过后看着不顺眼便“扔扔扔”，丝毫不考虑产生的大量垃圾该怎么处理，对我们生活环境会造成什么样的危害。

    在垃圾分类上，日本人更是做到了极致。一个普通的饮料瓶子，竟会将瓶体、瓶盖和贴在瓶子上的塑料薄膜商标分类投放处理。喝过的牛奶盒子，要洗净、拆开、晾干、折叠以后才能投放。口红属可燃物，但用完的口红属小金属物。袜子，若为一只属可燃物，若为两只并且“没被穿破、左右脚搭配”则属旧衣料。在回收方面，有的社区连垃圾箱都没有，而是规定在每周特定时间把特定垃圾袋放在特定地点，由专人及时运走，以免污染环境。 当然了，他们在管理上也是相当到位的，如果你没按规定对垃圾进行分类，一定会有人找你麻烦的。据说，日本之所以能在垃圾分类方面走在世界最前列，也是“逼”出来的。上世纪60年代的严重环境污染“逼”出了一流的环保技术；70年代出现了石油危机又促成了最好的节能技术。

    还有德国，早在1904年就开始实施城市垃圾分类收集，形成一套非常成熟的分类处理体系。在德国，扔垃圾是要付费的，谁产生的垃圾谁买单。一旦发现居民乱倒垃圾，“环境警察”就会发警告信；如不及时改正，不仅会发罚单，收取垃圾费用也会提升，从而加重整个小区住户的垃圾处理费用，由此会招来邻居的谴责，甚至有可能被管理员赶出公寓。 

    回过头再看看我们，在垃圾减量和垃圾分类处理上，差距实在太大了。就拿北京来说，作为特大城市，常住人口达到2300万，每天产生生活垃圾近2万吨（如果用装载量为2.5吨的卡车来运输，这些卡车连成一串，能够整整排满三环路一圈，长约48公里）。前些年，北京90%以上生活垃圾都要通过卫生填埋方式进行处理，每年要消耗500亩土地，占用大量的土地资源。其他生活垃圾在采取焚烧、堆肥等方式处理时，由于分类工作做的不好，导致垃圾处理设施始终处于超负荷运转，且资源难于有效利用。

    其实，北京市宣传和倡导垃圾减量、垃圾分类工作已经有些年头了，只是效果欠佳。有的说，问题主要出在垃圾分类处理缺少产业链；有的说，是因为工作机制不健全，缺少必要的奖惩措施。总的来看，我们的生活习惯和国情异于别的国家，在垃圾分类处理上不能一味照搬美国、日本、德国的模式。为此，今年2月北京市出台规定，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公共场所的管理单位、餐馆企业、农贸市场等都要强制开展垃圾分类、推进垃圾减量，加强对垃圾分类的评比和考核，探索设立垃圾“不分类、不收集”的惩戒机制并进行试点。同时引导居民增加垃圾分类意识，鼓励物业等发挥作用促进垃圾分类落到实处。同时，根据北京的多年情况，以往“三桶模式”（可回收、厨余和其他）并没有取得良好的分类效果。现阶段的“大小桶”模式，只是将干湿分开，是比较符合现阶段北京实际情况的，这样做方法简单，容易操作，有利于后端的再次分类，以及对垃圾的高效处理和资源的有效利用。

    简单归简单，容易归容易，但若将这件很细小的事情做好了，并且坚持不懈，就很了不起。特别是2300万生活在北京的人们，乃至13亿多中国人，如果人人都能将这举手之劳、文明之举做到位，无异于完成了一项非常伟大工程。只有把垃圾分好类，处理起来才不难，我们的生活环境也会随之改善。这不是民生关切的国家大事又是什么？！ （董聚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