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兴建县的时候，玉港镇的土地全部都被征用了，良田全被运载来的黄土覆盖了，成了一望无际的一片黄色的荒凉。玉港人眼看着良田瞬间没了，既痛心疾首，又都在担忧：以后靠什么过活呢？

掌握着征地款的各村村干部，这些活了大半辈子也没见过多少钱的泥腿子，当他们一下子掌握并控制着那么多的钱，当他们差不多成了“暴发户的代表”之时,他们捧着那么多烫手的钱，都傻了眼，不知怎么去花这笔巨款。分光给村民当然是不行的，政策也不允许；各村就按不同的标准，一个人口逐月先发几十元不等给其村民当口粮。

许多人盯着这些钱都在打主意。镇里成立了一个基金会，把各村的征地款集中起来管理，放贷取利。到处都在开发，到处都需要钱。有人就通过县干部、镇干部、村干部向基金会担保借贷，贷钱办厂、开发什么项目或投资房地产业。到处成立皮包公司,经理多如牛毛。这些人原本一无所有，有的只有一些裙带关系；有的原本连裙带关系都没有，只靠胆子大。这些人借贷到钱以后，就拿着别人的钱去拉拉扯扯，疏通各种需要疏通的关系，吃喝玩乐，桑拿洗浴，嫖赌按摩。玉港镇一下子涌现出一种空前的畸形的繁华景象。这些摆阔装阔的皮包经理，他们把钱不当钱看，大肆挥霍以后；然后又以贷还贷，贷新债还旧债。当国家的金融政策一调整，严格控制放贷、缩贷之后,许多人傻了眼，只好拍拍屁股，抛下一堆债务，抛下妻子儿女,自己带着小蜜或情妇远走高飞，不知去向。

玉港镇各村的征地款，就这样大同小异基本都不翼而飞了。农民们愤怒了。他们一听说征地款没了，玉港镇的所有农民，各村的男女老小，一时都在议论这件事情，群情激昂。各村的老人组，就在酝酿着要向村镇干部们讨一个说法。他们认为官商勾结，若采用温和的合法的手段，结局只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后不了了之。所以，他们认为只有通过激烈的手段或行动，才能震动地方，也才能引起上面的注意与重视。

一场激烈的“农民运动”正在玉港镇溪浦村悄悄地酝酿着……

国道在玉港镇溪浦村前穿过，溪浦村在玉港镇是大乡望族。建县之前，溪浦村已把国道两边的地皮以投标的方式发放给村民作为屋宅地基，有的已建成四层小楼，有的还未建。建县以后，溪浦村国道两边的地皮都在征用之列，建成楼层的要拆迁，未建的也意味着到手的风水旺地要得而复失，所以这些人联名上书，都想保住他们的利益,保住他们已看好的风水宝地。上面派工作组配合村干部来做这些人的思想工作，要他们以大局为重。代表政府的一方坚持非拆迁不可，代表小群体的一方要千方百计保住已获得的利益，双方一时还处于对峙之中。政府从易入手，先从不用拆迁的空地建设起，难啃的骨头暂搁一边，事情就这样拖了下来。

适逢征地款之事引起群情激愤，这些迁徙户、拆迁户就很希望借此大闹一场，以期挽救或改变拆迁、迁徙这一趋势。因此，这些人在这次激烈行动的酝酿、策划中不但成了急先锋，而且自始至终成了中坚分子，策划、游说、串联、组织、提供经费、乃至摊派收取经费等等。鲍烈、鲍峰、鲍小逢、萧索、钱月刁就是这一类人的代表人物。

公元一九九五年六月二十四日，整个溪浦村被一种异样的空气笼罩着，一个孕育已久的胎儿眼看已到了临盆的时候了。

山雨欲来风满楼。二十四日下午，于秋紧急调开了党总支、村委的联席会议。他要求村二委，每个干部都要密切注意村民的动态，若发现村民有什么举措或不轨行动，一定要及时汇报，二要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千方百计想办法做好村民的思想工作。于秋说：安定团结才能发展经济，能稳住大局就是我们的胜利。希望我们能把建县后因拆迁而遗留下来的种种矛盾妥善处理，把原来村民的农业意识转移成为城镇的居民意识，做到平稳过渡。于秋最后又布置村二委分片负责，昼夜二十四小时一律轮流值班。布置完村二委的工作，于秋又马上打电话到镇委给宁书记，把村中的气氛以及他的布置向宁书记做了详细的汇报。

下午四时半，溪浦村六个片的村公所前都贴了一张内容相同的公告，通知全体村民明天上午八时正到村前国道边的十字路口某处，领取征地款，不到者自误，后果自负。公告的落款是“溪浦村老人组”启。

下午五时前后，于秋先后接到了六个片长的电话，他们都向于秋报告了公告的出现及其内容。于秋即刻又打电话向宁书记做了汇报，于秋说，明天溪浦村肯定要出事。他要求宁书记明天一早把派出所、武装部、镇委工作人员都派到溪浦村来协助村二委做村民的思想工作,以防止并杜绝可能性事态的恶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