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子女从小就受到了学校、家庭以及社会的熏陶, 在接受了一般的学校教育之外, 还受到了严格的地方风俗习惯和伦常道德的训练, 潮汕男女老少从小就对一系列的中国传统文化礼教烂熟于胸, 并奉为圭臬。潮汕人的思想和行为因此更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正是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之下, 潮汕妇女素以温顺、贤惠和忍耐而为人称道,更成为中国男人心目中老婆的首选对象；潮汕男人聪明，能干，在当代才俊中，文有国学大师饶宗颐，商有经济巨子李嘉诚等等。而在传统文化和海洋文化的双重影响下, 潮汕人曾经是男性以讲义气重信用而闻名。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承继和弘扬, 构成了潮汕人艰苦创业历程和辉煌成就的深厚文化背景, 也是潮汕族群得以在艰苦环境中生存并不断发展的重要因素。

最后，小说要告诉我们的是在市场经济的汹涌大潮中,潮汕地区有过因诚实丧失带来的切肤之痛。但他们也较为深刻地认识到, 这种情况的出现, 绝非潮汕文化的“原罪”, 更不能代表潮汕人的全貌。诚信缺失的滥殇只是一小部分胆大妄为的人在追求个人或局部利益时的举动, 根本原因在于管理制度的缺位和法律规则的不健全。于是，小人从中作梗，并以无耻的行为取得“成功”。而这些成功是建立在欺骗之上，欺骗的对象是天真、愚钝与贫穷的老百姓。生活的窘迫使得底层草根派破釜沉舟，这也是“月兰会”得以发展、全盛的原因；而制度的不完善，人的自私与落后则是“月兰会”倒闭，人民生活更加贫苦的根本原因。

虽然最后是坏人得到坏报，但那只是出于我们对于生活的一厢情愿的期待，好人和老实人的现状并没有因此得到改变。阿佬这个失败的英雄一生潦倒。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混了几十年，未能谋得一官半职；反而是他的学生，要么成为他的上司，要么成为官府人员，两者形成极大的讽刺。经济上，人家一个普 通老师，上的课少，拿的工资一两千，而阿佬这个兢兢业业，日夜加班的老师，却每个月只拿四五百块，后来更是因家庭涉足月兰会，导致倾家荡产，一生负背债之名，不知是对阿佬这样的老师的嘲讽还是对社会的嘲讽。整个教育界，正如阿佬思考的那个问题一样：这最后伸出援手的不是阿佬现在所在的单位——学校，更不是他服务了几十年的教育界，而是他的少年挚友于秋。想到此，阿佬就很寒心。他开始对他以前尽心尽力服务的教育界产生了怀疑：

“我把一切都献给您了，您能保护我吗？您能让我安心教好书吗？”他也开始对学校的教育乃至他自己的教育方式产生了种种质疑：“学校教育与社会现实是否脱节呢？”

   “长期以来，我们早就忽略了怎样去培养学生的正义感，忽略了怎样去培养学生实事求是地看问题、处理问题的思维方式。我们在有意地尊重少部分成绩较好的学生的同时，很可能无意间却伤害了大部分学生的自尊心，甚至在无形中教给了他们一套与实事求是地看问题、处理问题的思维方式截然相反的方法方式，使它们贻害于社会？我们的教育究竟是前进了还是倒退了呢？”

究竟是哪里出问题了？一个虚无的“月兰会”可以这样的大面积的影响整个镇，可以导致那么多“家破人离”的悲剧。读这个小说时，不由得想起余华的《兄弟》，兄弟两个人的命运是整个社会现实的缩影，人们从中看到可笑之处，但更多的是悲凉、酸楚与无奈。有些人不劳而获，有些人一辈子劳累，没占到半点便宜却从来都生活在苦难当中。强烈的对比，强烈的嘲讽。这个有点灵气的地方，因为它的闭塞，一步步将自己陷入瓶颈，寸步难行了。

在神圣的爱情上，阿佬也有过深刻的爱，无奈只是昙花一现，而他错失的不是一次爱情，而是整个人生的幸福。一个家庭里，夫妻俩没有爱情的基础，没有共同的话题，生活早就注定了悲剧，何况，阿佬面对的是倪玉这样一个“一根筋”的女人。阿佬与老婆之间无法逾越的距离，是他的生活和精神孤独一生的直接原因。儿女和文学成为他整个人生的支柱。这样单纯的信仰却也实属无奈。阿佬的一生，是整个农村知识分子和普通老百姓群体的人生苦旅的缩影。像艾铭、宁导颛这样的社会人渣，他们吞噬的不是老百姓的血汗钱，而是整个社会的诚信道德，大家开始人心惶惶，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原来那个淳朴的乡镇，已经失去了它原有的模样了。人们的思维习惯、价值取向、伦理观念已经慢慢地潜移默化了。

作为一个好作家，他除了写好文章之外，更为重要的是站在一个人性的位置，关心底层社会和草根阶层，窥视社会的弊端，以一个负责的态度，指出污点的同时担当起拯救的角色。即使明知没有力挽狂澜的能力，但始终以“匹夫有责”的姿态，呼唤沉睡的灵魂。而这个，或许正是陈镇朝写这个小说的目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