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没什么文化长期以修车为谋生手段的朋友, 他曾经对我说：戏里（包括戏剧、电影、电视剧——作者注）所有的坏人都与社会现实中的坏人一模一样,而好人就不一样了, 社会现实中没有那样好的好人! 坏人真实,好人就不够真实。

我们先不管这句话的准确度是多少,但我们可以从这句话里看出:群众对文艺作品也有自己朴实的评价标准,他们的评价标准不是来自什么文学理论,而是来自他们的生活经历与生活体验。

我在阅读文学作品时也时常会产生这样的印象,有些正面人物一看就是理想化的化身——不真实。

正面人物的人物塑造并不是不要典型化,但理想化必须掌握好一个度。文革时“四人帮”大肆鼓吹正面人物塑造的“三突出”理论,过份及恶性的发展,其必然结果是最终扼杀文艺。

以我个人的阅读兴趣来说,我比较喜欢悲剧。我曾在我的一篇文章《悲剧的力量》中说过:

一个人的审美情趣或许和国家、民族、时代有关? 或许和家庭、环境、性格乃至气质有关?

何其芳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毛泽东曾说过这样的话:史沫特莱说,听中国人唱《国际歌》和欧洲人不同。中国人唱得悲哀一些。我们的社会经历是受压迫,所以喜欢古典文学中悲怆的东西。

有些朋友劝我写言情小说, 有些朋友劝我写悬念（破案）小说。我说,我写不出,也不想去写。我要写,也只能写属于“为人生”的现实主义的小说。

我喜欢汪曾祺那种散文化的小说, 我喜欢写风俗画。

《无法回避的疼》主要是表现一个在生活的泥淖中历尽坎坷与劫难而苦苦挣扎,不愿屈服的可怜的小人物的悲剧命运。它试图揭示造成主人公"无法回避的疼"的主客观社会环境,让人由此联想起种种不和谐的社会问题,以引起人们的关注或重视。《无法回避的疼》不是言情小说,也不是传奇小说,更不是悬念（破案）小说——虽然它涉及二个案件,它应是一部探究当前生存现实的现实主义小说。

“十万支票案”,以介绍人物为主而引出事件,目的是为整部小说所描写的那个特定的大环境做铺垫,当然也反映主人公阿佬的一些工作风貌——星期天家访因而间接帮助破了“十万支票案”, 反映目前教育界的某些现象以及义务教育阶段初中生的种种特点。

“相机事件案”主要是表现阿佬为维护自己的人格与名誉尊严——也就是教师的人格与名誉尊严而义无反顾地不屈抗争的精神,体现了士可杀而不可辱的那种精神。

“堵路风潮”与阿佬没有直接关联,它只是作为一个大时代背景,也是为月兰会的发生发展作为一个过渡,所以不是作为重点事件去深入描述。

“金融风暴”才是全书的重点事件,它的笔墨占去全书的二分之一。因为这是最能反映阿佬在劫难之中孤立无援而苦苦挣扎寻求生存的那种精神——它关系到一个人,一个家庭的生死存亡,何去何从。另方面, 月兰会又是一个相当复杂也很难说清楚的事物,所以,对它的方方面面就必须做全面的详细的介绍与交代。

可以说,我写阿佬,从来就没想到要把任何理想加给他,他的身上一丝理想的光芒都没有,他只是一个历尽坎坷与劫难苦苦挣扎而永不言放弃生活的悲剧人物。

阿佬是一个想有所作为的人,但他所学的知识卖不出去,无人赏识,无人需要；而他的生存空间又受到严峻挑战,所以造成他表面的“不务正业”,甚至“ 铤而走险”涉足月兰会,这既和他自尊、想有所作为与不屈的性格有关,又与玉港这个特定社会环境有关。因为一个想有所作为的人,他必然要寻找施展自己才能的方式。他不愿与受严重污染的社会风气同流合污,必然就要另辟蹊径。他奋斗过,他努力过,至于成败,那只能由后人去评说了。

我试图通过《无法回避的疼》这部长篇小说,去反映人性。这是我的另一个初衷。

                                            2009.02.23下午于枫江之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