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诗难写

                          封秋昌

 首先我认为短诗应当提倡。现在是信息时代，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活的节奏加快了，人们都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在“忙”，时间对于每一个人都是如此珍贵。由于电视的普及和各种娱乐场所的增多，人们对文艺作品已不再情有独钟；有人即便去读，也有了极大的选择性；就一般读者而言，更愿意去读那些精短、隽永之作。这似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奇怪的是，明知如此，作家们写起来却宁长勿短，就诗歌来看，动辄数十行或成百行，简直令人望而生畏，硬着头皮读完，又觉得所得甚少。诗歌是“精炼”的别名。古人有炼字之说，大家熟知的“春风又绿江南岸”，还有贾岛“推敲”的典故，就是古代诗人自觉地苦心孤诣地炼字的体现。所以，“炼”是因，“精”是果；炼之不存，精又何来？如此，以叙事诗为主的文体，就更有了“不精炼”的理由。故而，若要倡导写短文，首先要倡导写短诗。

我想，凡诗人者，这点道理没人不知道大概也不会有人反对，即使有，也不会占多数。既然都懂得且不反对，那么“短诗”又缘何千呼万唤不出来呢？原因之一，是大家自觉不自觉地有一种不成文的误解，即觉得短诗不显眼，没分量，不引人注目；反过来说，似乎惟有有了长度，才有分量，才能引起重视。这种想法之所以是“误解”，就因为它不符合事实。长篇巨制，固然引人注目，但若内容单薄，底蕴不足，所谓“引人注目”，只能停留在短暂的视觉层面，而不会有长久的艺术生命力。我国是个诗歌大国，长诗并不太多，其中较长的诗，与当今的诗相比，也算不得“长”。事实是，那些千古流传，家喻户晓的诗，恰恰多为短诗，以致呀呀学语的孩童，都能童声童气地背上几首。例证多多，不胜枚举。可以这样说，中国的普通百姓，正是通过那一首首脍炙人口的五言绝句和七言律诗才认识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等一些大诗人的。谁能说这些短诗不显眼、没分量、不引人注目呢？在浩如烟海的泱泱诗国里，这些短诗非但没有被淹没，倒是放射出永不磨灭的光辉。

短诗难以提倡，还有一个说起来不重要实际上很起作用的潜在原因，就是现在的稿酬是按字数或行数计算的。在当今这个处处离不开钱的时代里，文人（包括诗人）别无生财之道，若将自己颇有新意的诗思只用短短的几行写出来，显然得不偿失，事实上也不公平，这就从客观上逼迫诗人要用超出几倍的文字来稀释自己的思想和见解了。故，提倡归提倡，道理归道理，诗人们该怎么写还是怎么写。

现行的稿酬制度需要调整。

短诗难以寻觅，最重要的还是因为好的短诗实在难写。难就难在字数少而含金量高。每一首短诗，都要有一个独特之处，真正称得上艺术精品并能传世的短诗，这一独特之点往往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因此一首好的短诗，它往往融贯着诗人的全部人生阅历和艺术修养，体现着诗人的艺术洞察力、概括力和人生智慧。这一点，可能是诗人在长期观察中的突然发现，或者是诗人深刻而又细腻的情感体验，或是在具象的描绘之中包含了启人心智的哲理，总之要达到具象与抽象的最完美的统一。苏轼的《题西林壁》，之所以千古流传，不仅描绘出了庐山变化多姿和迷宫般的特征，同时也揭示出了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哲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表面看，它仍然说的是庐山，但在具象中已蕴涵着抽象，即认识事物，必须要拉开一定的距离，从审美的角度说，主客体只有保持一定的距离，才能构成某种审美关系。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大凡那些好的短诗，都有类似的“诗眼”或神来之笔，它看似是诗人一时之感的偶然所得，但偶然中有必然，诗人若无深厚的艺术修养和过人的洞察力，是绝不会有这种“偶然所得”的。

短诗，若想以少胜多、内涵丰富并达到高境界，它要求诗人必须具备与之相应的艺术概括力。如何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呢？窃以为只能靠形象说话。照我的看法，形象还不能和诗人们常说的意象划等号。形象大于意象，意象只有通过巧妙而合理的组合，方可构成完整的形象；形象的鲜明性、多义性、模糊性、丰富性往往既让人感到耐人寻味又难以言说，于是便出现了我们常说的“意境”。现在有些诗，很注意扑捉意象，却未能把众多的意象组合成完整且富有意境的形象，结果只能是意象的堆砌和陈述，而很难说是“形象地呈现”。这样的作者，也是难以把短诗写好的。

如此观之，好的短诗确乎难写。尤其在当今这个时代，愿意不愿意去写短诗，能否把短诗写好，我想提倡归提倡，最终还得靠诗人们自己的思考作出回答并付诸实践。

（原载《诗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