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我从威斯康辛大学取得核工博士学位后，到位于芝加哥西南郊的阿冈国家实验室工作的时候，正是核能发电先进系统研究热火朝天的年代，而阿冈国家实验室也成为世界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心，风光一时。我记得当时法、德、日等国的研究机构都曾派员前来学习。但好景不长，不久美国民间的反核运动风起云涌，再加上美国的能源政策随着政党轮替执政而摇摆不定，浪费了许多金钱不说，许多研究人才也因觉得前途渺茫而纷纷另谋出路或干脆转行，核能的研究中心也逐渐转移到其它国家。虽然后来因为能源危机的出现，美国对核能发电再度发生兴趣，但人才与研究设施不是一两天便能培植出来的，早先的领先地位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幸好阿冈是个多领域的研究机构，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其它有经费却人手不足的部门趁机吸收了不少有经验的科技人才。我后来便转到另一个部门，从事能源与环境系统的研究工作，退休前的几年，我还参与了电动车的设计研究工作。读化学专业的内人之群则在阿冈的化学部门，研究发展电动车所使用的电瓶。

      1946年成立的阿冈国家实验室是美国第一个从事科学与工程研究的国家实验室，也是美国中西部规模最大的国家实验室。早期这个实验室名叫芝加哥大学的冶金实验室，是制造头一颗原子弹的曼哈坦计划中的一部分。后来转变为多用途的实验室，从事基本科学研究、能源与环境保护等多种项目，在许多科技领域里都有举足轻重的领先地位与贡献，还有不少世界第一的发明或装置。如证实核能发电的可行性的第一座原子堆，第一次用超音波扫描人体，第一个使用α辐射分析月球表面的技术，第一座装置产生世界上最亮的X光以利各种材料分析研究等，便是其中几个比较卓著的例子。

      阿冈国家实验室是美国能源部属下的几个国家实验室之一，是大芝加哥郊区主要经济中心之一的“伊利诺州科技研究走廊”中的主要成员。科技研究走廊的其它组成分子有朗讯，麦当劳总公司，泰乐公司，伊利诺数学与科学学院在内的十三个大学或学院，费米国家加速器实验室，几个医院及医学院，以及政府机构及购物中心等。

      实验室位于芝加哥的西南郊，离城中心约40公里，占地6.9平方公里，四周都是树林，环境优美，外表看起来象一个大学的校区。全盛时期员工达五千多人，其中有将近一千人拥有博士学位，也有不少博士后的临时工作人员。每年暑假都有许多大学生来各个部门实习。每年还有一个开放日，让民众自由到各个部门参观各种展出及说明。

 
阿冈国家实验室鸟览图

 2009年开放日的来宾

 2009年开放日，两位小朋友正聚精会神地看磁铁漂浮实验

      阿冈国家实验室因为周围都是树林，经常可看到小动物出没，特别是冬天，常有白鹿成群结队跑到马路边上流连，等待好心人喂它们一点面包。这是一种很罕见的鹿种，有些访客还以为它们是某种实验或受到辐射的结果，其实这种品种在北非、欧洲或亚洲部分地区都可看到。我退休前每天中午如不被之群拉去参加午间有氧运动，便一个人在园区内跑步。有一次跑步时看到一群白鹿在路边吃草，便放缓脚步停下来欣赏，还为这个经历写了一首有附记的题为<看鹿〉的诗：

蹑手蹑脚

这家伙

准不会安着什麽好心

想必是有这样的警觉

它们当中的一只

才会突然停止

悠闲的吃草

把耳朵竖得高高

用近视的眼睛监视着我

这异常的静寂

很快惊动了它的同伴

纷纷抬头观望

接着便有沉不住气的脚

开始缓缓移动

终於引发

一场惊天动地的

大逃亡

只剩下

广漠的天地间

一个孤零零的我

在咀嚼

人类的原罪

附记：我工作的阿冈国家实验室，在芝加哥西南郊，占地甚广，除建筑物外，便是大片的草坪及树林。林中聚居有众多的白鹿。天气好的日子，常可见到它们成群结队到林外来晒太阳，在草地上散步吃草。一向人鹿相安，互不侵犯。偶然它们要越过马路，人车还得让它们先行。而冬天大地冰冻，觅食不易，常有专人把面包撒在路边，喂养它们。可以说，这些鹿是天之骄子，长久生活在一个无忧无虑的乐园里，不受狩猎的威胁。我中午跑步碰到它们在林外时，总忍不住要缓下脚步来看看它们。但它们一看到我停下来，便相偕遁入林间，每次都使我怅然若失。我想，也许它们的祖先曾吃过人类的亏，代代相诫，才使它们对人类怀有敬而远之的戒心吧。

     阿冈国家实验室内的白鹿群

            之群和我从阿冈退休已有十多年了,但我们仍每星期风雪无阻三次去参加同事们自己组织的午间团体有氧运动。对于这个我们工作了20多年的地方，我们都有一份特殊的感情。首先，这个机构的研究气氛很浓厚却很自由，有点大学的味道，却无需教学，只要把自己份内的研究工作做好，也不需要象一般公司机关那样上下班按时签到打卡，工作几乎没什么压力。我的两个儿子便常笑话说你们那算什么上班啊？除此之外，同事间相处颇为融洽，彼此在工作上互相帮助合作不说，在工作之余也常相来往。实验室里知道我业余写诗的人不多，但我早年翻译现代诗，特别是从中文翻译成英文，便得到一位喜欢文学的美国同事的大力帮助，每个周末到我家来一起讨论。另一位化学家同事读了我的<鸟笼>诗，大受感动，说它让他想起了滞留在立陶宛故乡的父母的处境。他后来一直鼓动我出版一本英文诗集，说他愿意资助出版。我当然不会让他破费，但我后来出版的第一本英文诗集《秋窗》，应该同他的鼓励有关。其实对这实验室抱有同样感情的人还相当不少。我认识的几位同事，包括著名的华裔物理学家邓昌黎博士，退休后仍每天到办公室去转悠，或义务提供咨询服务，或利用办公室的设备从事撰述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