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4章
清朝三品
再说三光镇有一家大户姓黄,名黄用舟。
黄用舟的老祖宗大有来头,即使拿到今天来看,本县也没有几个高人、能人与之比肩——清朝的三品大员!
这个三品大员与我家本来风马牛不相及,但后来的老天安排,却奇迹般地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不得不从头说起。
我不知道三品大员到底有多大?因为各个朝代的定制都不同,就像解放军与国军的军衔职级差别一样,国军的上校可以是参谋,而1955年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初期,上校是师级、师职(行政13级)享受高干待遇。同样的上校,放到今天的解放军部队里只是团级、团职。所以,衔低职高或职低衔高,完全取决于“当时的需要”,为了精确起见,我查阅了有关资料:
古代不同时期的三品官权利的大小是不一样的。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三品官是宰相级别的,相当于现在的总理或国务委员。当时虽然有一、二品,但大多是荣誉加衔或是王爵,没什么实权。
到了隋、唐、五代,三品官多是宰相等实职官或各卫的大将军,也相当于现在的总理级别。
宋代的宰相多是二品甚至一品,三品官最多,相当于国务委员。
元、明时,所有官职的级别相对提高些,所以三品官只相当于副部级,比如是各内部的侍郎等等就是正三品。
清朝各部的二把手(侍郎)都升为二品官了,各地的一把手(总督、巡抚)也都是二品(甚至一品)。但是府(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市)的一把手知府只有四品,相当于现在的正厅级。三品官只能说比现在的副部小,但比正厅大。
这么说来,三光镇黄用舟的祖先是省里的三品大员,如果在元代设崇明升镇为州,也许是在崇明当州官,但后来的明、清朝重又撤州改县,那么,三品大员肯定不在县级建制的崇明当官,因为县官只有七品。从修谱盛行于明、清朝代起,我从传谱人的“代数”推测,黄用舟的祖先是清朝(从1636年建立全国政权起~1911年亡,计275年)道光年间当的官,这是可信的。这些原始档案资料,一代代传下来,由黄用舟传到民国年代担任“保长”职务的后代子孙黄大良保管并在此基础上继续撰写黄姓家谱。
黄大良生有两儿三女,儿子都在外地成家立业,大女儿嫁到庙镇,二女儿嫁到草棚镇,只有小女儿随身,并找得上门女婿。于是黄家代代相传的家谱由小女儿保管。小女儿偏偏根本不关心、不过问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更不懂这个家谱是价值连城的传家宝,是一笔无形的精神财富,是可以传之后代、彪炳千秋的历史文物,收藏意义和历史价值极大。因此,就在黄大良过世的第二天(1983年),竟迫不及待地当作一捆废纸丢进丧葬仪式的一个流程——“烧床柴”(崇明习俗)中与死者生前用过的衣服、被子、物品一起“付之一炬”——全部烧掉,唯恐被鬼魂缠上了带来恶运,硬生生把这一段可以光宗耀祖的家史烧掉,把这一段能为崇明人引为骄傲的历史烧掉了。后来崇明县志办的编史同志获知这一信息上门采访,晚了!连灰尘都没有,哪里还讲得清?问起经手人可否还记得大概?都是一问三不知。
于是,这位清朝的三品大员的“辉煌经历”还有他后代黄大良的的抗日履历,因为当事人第一手原始文字资料已毁,别人口说无凭,自然也就不会收录进县志里。
但黄大良在日寇施暴崇明期间,为反抗暴行被日本鬼子抓住,鬼子手起刀落一刀砍下,却不料,黄大良一闪身扎进了自家的宅沟,潜水逃走。鬼子对着水面连开几枪,以为打死,离开了现场。这个经历,周围邻居是知道的,虽不能算抗日英雄,但也算得是一条不畏日寇强暴的铮铮铁汉。
黄大良的大女儿—一是一个对治家、管家、起家、发家过程中展现出有非凡本领,非常有才华、非常有能力、非常甘愿做好事、非常乐于助人、非常有故事的女中豪杰。虽然祖辈留下的文字家谱毁了,但她早就亲眼目睹过、看过家谱和听过家父的故事,于是又口头传给她的后代。可惜她一生操劳过度,过早离世。
就在我写这一节“清朝三品”时,发觉缺乏更有力的证据,便找到了黄大良的外孙女——她是一个有远见卓识、尊崇历史、尊重祖先、知恩图报的知识女性,端庄高雅,气质不凡,虽然她本身没有黄家的家谱,但从她母亲那里早已得到“真传”,我就是从她的微信中获知这些珍贵的信息,再结合我的理性推断,像破译密码似的把黄家这段断层的历史重新拼接起来,尽可能还原事物的本来面貌。
还有一个更有力的证据是:黄大良的外孙女肯定地指出:黄家家谱虽然被烧,但道光皇帝下诏为黄姓立的牌坊还在庙镇小学(不知现在是否依然保留?)。皇帝为下官或重臣建立牌坊,试问,崇明有几个?若不是好官、清官,有百姓赞誉的好口碑,皇帝怎么会为他建立牌坊肯定他的功德并延续到民国、解放后呢?
再说这个太上祖告老还乡,定居庙镇,传下多个子女,其中有三支血脉影响较大,因为其中的一支血脉与我家有直接的关联,所以重点介绍一下。
这个三品大员卸任回乡,虽然是清官、好官,但当官尤其当大官的时间长了,免不了积蓄了不少真金白银,于是,回来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造房子,而且造了很长时间,砌了很多瓦房,规模宏大,而且大多是“四厅头宅沟”的那种,还有叫“三井两场心”的白墙黑瓦,在当年的百姓眼中,有这样的房子可以视为豪宅了。现在三光镇东市稍前面和后面的“朱家宅”就是这支女性血脉传承的物质见证。据说当年所用木料、石材都是从外地运来,又可见财力之雄厚,房子建好后,又置了很多地,开了中药铺,如庙镇民生堂,三光镇中药铺,还有一支血脉靠收租、买药过富裕、富足的生活。大约在1820年左右,太上祖的几个儿子都长大成人,有的子承父业,后代成了地主,他们的后代有的还做了国民党军队的军官(电台台长),而黄姓中黄大良的爷爷这一脉最不争气或者叫败家子——“吸白粉”(相当于抽大烟或抽鸦片),弄得一无所有,结果被太上祖赶出家门,驱逐到西沙三光镇定居,只为黄家家族看田收租。
这支黄家后代所看的田和出租的地,其中有一块大约一千步多面积——即4亩田(分南北各半)就在我父亲年轻时所在的“西新村”。这些出租田或看管田,都需要有人去耕地、种植、施肥、管理、收获。
我父亲穷困潦倒,逼得无路可走,就看中了这块地,在向田主人多次恳求后,就把使用权从别人的手里“夺”了过来,成为名义上黄家的佃农,与其他佃农按时缴租不一样的是,田主人是按实际收成来收租的,到秋收时只管按口头约定来验收粮食的质量和分量就是了,对于田主人来说,田里所有的活儿不用管,不用监督,省力省心。那么一向懦弱的父亲是怎么有勇气和本事从别人手里“抢饭碗”呢?原来父亲的不幸遭遇不胫而走,加上父亲老实巴交的性格远近闻名。田主人出于同情怜悯、出于需要像我父亲这样淳朴、诚实、诚恳的小青年、壮劳力来耕耘土地,种植庄稼,并给出了许多优惠条件,诸如凡是事先投入的费用和种子,都由田主人出,一句话,父亲只要卖命地干活就行。
碰到这样的田主人,就是遇上救世主了。那么这个田主人是谁呢?就是黄大良的父亲黄用舟。
这样两年下来,父亲的任劳任怨、守信诚实、忠心耿耿的人品和性格取得了田主人的绝对信任,于是,意想不到的好事来了——
再说黄大良的祖上虽然因“吸白粉”败光了家产,仅靠收租吃饭,但到了黄用舟这一辈,开始“改邪归正”,“弃恶从善”,祖上的优秀基因重又传承下来,除了对待佃户格外开恩外,又在三光镇开了仁德堂中药铺,悬壶济世,深得民心。事业有成,便结婚生子。先后生育了五个子女:老大黄炳钦,老二子黄大良,大女儿黄XX,三女儿黄秀林,小女儿黄XX。
到了这一代子女长大后,黄炳钦在三星镇发展,开有茶馆店、评书场,并养育12个子女(其中一个男孩属于领养),解放后长大成人,大多有出息,学历高,其中有大企业领导,有大医院医生,有在崇明“华桥联合会”任职,很是风光;二儿子黄大良在三光镇发展,开有仁德堂中药铺,穷人来续药,可以赊账,很得民心;他当过民国“保长”(民国时期的保长管理村里的政务、经济和安保,保长有涉及军事领域,官位大于现在的村长),在三年解放战争(1946——1949)期间,国军连败,为补充兵员,只有靠抓壮丁来补充兵源,这时有大量青年被列入抽壮丁名单,一旦送到前线去当炮灰,有去无回,十九都得死。对此,黄大良一方面敲锣打鼓去“动员”,实际是先行赶跑;另一方面又暗地事先通风报信告知被抓青年躲藏起来,因此做了不少好事,口碑极好(我的大哥张汉培就亲身经历过)。当然,民国时期的绝大多数“保长”百姓背后都叫他顽保长,是收刮民脂民膏的恶霸,民怨沸腾,解放后被政府镇压的、判刑的不少,像黄大良那样冒险做好事、“一枝独秀”的“村官”,在当地是独一份。黄大良的五个子女中有两个是大学(交大、农大)教授。黄家的首代大学生从黄炳钦、黄大良的后代诞生。还有三个女儿,除一家独生女外,其余都是子女成群,各有成就。可以说,黄家血脉到了这一代又恢复了元气,彰显了旧时的风光,展现出“人才济济,人丁兴旺”的锦绣前程。
文化改变命运,知识决定前程,能力创造财富,从黄姓这一代人身上又得到了验证。
再说黄家看中了我父亲老实巴交、诚实肯干,决定把三女儿黄秀林下嫁给他,嫁妆是那块种了两年地的一半——五百步田,折合面积为两亩,农民有了地,就像船底下有了水,而年轻人有了对象,生活就有了奔头。
这就是“贵族与贫民”
1921年底,父亲把原来栖息的草棚棚拆去,在各方的帮忙张罗下,在原地用芦苇编织成篱笆支起了两间小草房。有了房子,父亲与黄秀林结婚。一个是穷光蛋,一个是名门后;一个是土包子,一个是小碧玉,在别人眼里,怎么看都不般配,是鲜花插在牛粪上,是癞蛤蟆吃天鹅肉。所以说,“奇缘”就是奇缘,令人不可思议,否则,素不相识的两家,门不当户不对的两人,怎么会走到一起呢?难道真有前世的“孽”到今生来还(债)吗?或前世的缘放到今生来圆吗?否则,茫茫人海,又怎么会偏偏遇上你?据说,当时的母亲确实是很不情愿,但父母之命难违,只得勉强服从。
再说,父母结婚后,都憧憬着早日脱离苦海,早生贵子,向往美好的生活。但是,在那个国家混乱不堪、军阀混战炮火连天、民不聊生的年代,未来的生活到底怎样?还是一个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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