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能干女人

有清朝三品大员遗传基因的黄秀林，从小聪明伶俐，性格大度，办事干脆，处事利落，看问题有主见。这样的女子下嫁到临近海边芦苇荡的穷乡僻壤，无疑是飞来了一只凤凰，在邻居中确实是“鹤立鸡群”，与众不同；在父亲的心里、眼里，无疑就是女神降临，本来就唯唯诺诺、懦弱自卑的他，从此不再担心受人欺凌——一个大男人，需要自己的女人来保护，可见，张三郎在那种时代背景下，处于最底层、最穷的群体中，是何等的可悲、可怜、可叹？！

    张三郎是孤儿，结婚后，对于妻子黄秀林来说，没有公婆管，当然自由，一切都是自己说了算。但没有了公婆为她分担家务和地里的活儿，一贯以“大小姐”身份优越感的她，就得“逼上梁山”做事，不会做也得强迫去做，不适应也得强迫去适应，这对于一个生来就“弱不禁风”的她，该有多难啊！但我母亲是一个“不甘人下”、“不甘落后”、“永不服气”女强人，别看她身体羸（lei）弱，小脚伶仃，她的骨子里有一股傲气，有一种高大上的威严，有祖先“三品大员”留下的基因！虽然是最底层的百姓，没有任何资本与别人一较高下，但与生俱来的那种气质就是支配别人而不被别人支配的女人，而父亲在母亲面前，只是一个劳动者、服从者，只是一个带有自卑感的丈夫。因此，母亲是这个家的掌舵人和主宰者。这里不能说谁对谁错，谁欺负谁，而是谁有这个本事管理这个家——尽管这个家穷得嗒嗒滴、叮当响，没有任何值得可以管理的有物质价值的东西，但一个家庭总是要有一个主心骨，要有拿得准主见的人撑起这个家，一旦摊上事，就得有人扛起来，周围的邻居才看得起你，甚至敬佩你。所以，家谱中，母系这一脉十分重要，一个不称职的母亲可以毁了这个家，同理，一个称职、能干的母亲，能够助成这个家，所谓贤内助就是由此得来。当然，这里指的是两个正反的典型，通常情况下，男人才是这个家的顶梁柱、主心骨、聚财主，如男人不具备这个“担当”，要开创新局面、超越上一代是不可能的。

   自从母亲来到我们这个家，她不是高高在上、指手画脚的人，而是她首先学会了适应——由瓦房住进了芦苇草房，由“小姐”变成了小工，由手无缚鸡之力转变除草拔秧的能手。这是一种脱胎换骨的变化，是下得了厨房上得了殿堂的转换。这对于原本不情愿这门婚事的她，与一个土包子、穷光蛋结合，并从一而终，是中国妇女传统美德的典范。

    母亲的女红细活是纺纱、织布、做衣裳一条龙，下地粗活是除草、浇水拾棉花，尤其到插秧季节，她下到水田拔秧，都是半蹲着弯腰的苦力活，累得不行，但从不耽误男人插秧的进度，秧田里蚂蟥多，盯在皮肤上甚至钻到皮下吸血，是非常害怕和疼痛的，必须使劲把钻进皮肤里的蚂蟥拉出来，否则钻进血管就麻烦了。一个“大家闺秀”能放下身架，与农民融合在一起——一起干活，一起吃苦，一起受罪，真的非常不易。

   尤其不易的是，母亲在严父的管教下，裹了小脚（中国女人裹脚也叫缠足，是旧时的一种陋习，据说是为了好看，实质是一种封建压迫。从五岁起要用长布条把女孩子的脚紧紧地缠住，不让它长大，为使脚纤小而造成脚骨畸形，一直裹到青春发育期满为止，非常痛苦。女人的小脚还有“三寸金莲”之比喻，长不到10公分，比成人脚小一半多，可见脚小得可爱，更可怜，这个陋习始于五代，终于民国。），母亲的脚从五岁裹起，大约裹了六年，清朝灭亡，民国建立。民国推行“共和制”体制，明令颁布取消裹脚陋习，“解放妇女”，所以，母亲的脚还没有裹到“三寸金莲”的程度，即使这样，脚骨、脚指全部弯曲，已经畸形，走路不能快，也容易跌跤。现在这双小脚却要内干家务事，外干农田活，与父亲一起挑起养家糊口的重担，今天想起来就心疼。

    这个时候的父亲，每天就是埋头干活。当地有俗话叫：鸟叫出去（天刚亮），魕（音ji鬼的意思）叫回来（天黑）。即使下雨天，也在家里搓绳，一年365天从不停息。

    一年以后的1923年，张三郎终于有后了！生子取名培囝。有了儿子，一家人十分开心，但多了一人，就多一份负担，尤其是幼儿，要养活他很不易。母亲因为营养差，奶水很少，只能从外祖母（名不详）那里匀来一些红糖冲了开水哄他喝，日子难熬，但再难熬也得过。若放在今天，没有奶水，有的是奶粉，何愁养不好孩子？

    两年以后的1925年，二儿子汉郎（上学时取名汉培）出生，养一个已经很难，两个更是“顾此失彼”，但三岁的大儿子培囝有点懂事，总是把能吃的东西省给弟弟吃，自己宁愿饿肚子，这样他自己营养更加不良，面黄肌瘦，免疫力差，经常生病。好不容易熬到了1927年，第三个儿子“小新”（大名学明）又出生了。六年里生了三个儿子，生活的重担一下子把我父亲压弯了。

   母亲为了减轻家里负担，迫不得已到三光镇老舅朱家（地主）家帮忙做家务，只管饭不付钱——虽然属于亲戚家，但母亲不愿沾这个光，不偷懒、不贪吃，非常自律。一次女儿雪囡缠着母亲要带她去朱家见识见识大户人家的排场，看到桌上有一盆红烧肉，小孩子嘴馋，悄悄拿一块塞到嘴里，被母亲发现，当场打了一顿，训了一通。此时直到2021年7月我在上海探望她时，还依然历历在目地说给我听。一块红烧肉，记了八十年，只有穷人才那样刻骨铭心。所以，母亲在朱家干活，与佣人一样卖力，每天早出晚归，步行三里路。一个小脚女人走这么多路，裹脚的脚叉、脚底都磨出了血泡。主人家若有残羹剩饭，征得同意，便包好带回家。有了这个“诱饵”，只有四五岁的培囝每天傍晚时，就早早地等在桥口头，掂起脚，往东焦急地盼望母亲能有好吃的东西带回来分享——对于当年经常饿肚子的孩子来说，能吃上地主家的残羹剩饭，简直就是天堂里的美味佳肴，高兴得手舞足蹈。当然不是每一次都有，当母亲两手空空回来时，培囝失望得垂头丧气。

    看到这么艰难的生活，三光镇娘舅黄大良经常给予接济，送来给孩子吃的细粮，聊补无米之炊。那时，常有灾年欠收，甚至颗粒无收，即使丰年，产量也很低，亩产水稻一年一熟也只有3担（300斤）稻谷左右，2亩能收6担稻谷，碾成米打七折，即400多斤米，还有一熟麦子，亩产约1担左右。靠几百斤粮食养活一家五口，只能半饥、半饱，在忍饥挨饿中度日，于是就出现“青黄不接”的悲惨局面——每当稻谷吃完，青麦未熟之际，其间总有两个月的粮食断档，这个时候，有的人家就出去讨饭，有的挖野菜充饥。正是在那样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已经六岁的培囝，因长期饿肚子造成营养不良而生病，无钱医治，拖了一段时间，不幸病故！

   作为家庭，生了儿子养不活，就是天大的事，就是父母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母亲感到内疚、愧疚，伏在培囝的遗体上嚎啕大哭，都哭晕了，父亲躲在角落里泣不成声。

    刚刚从失去儿子培囝的悲伤中缓过神来的父母亲，两年后的1931年，女儿雪囡（学名汉芳）出生了。有了女儿，父母悲喜交集，喜的是希望女儿带来好运，悲的是，担心养不活，重蹈培囝的覆辙。刚刚发愁是不是养得活孩子，一年后，又一个女儿雪妹出生了！这一来，超重的生活负担把父亲压得喘不过气来。这时，算上已经病故的培囝，父母亲共生了五个儿女。刚出生的雪妹是很难养活了，于是，大约养到五岁左右，把雪妹当童养媳送给人家！

    原以为送给人家当童养媳可以救她一命，不料那家的大人心狠，只管叫她干活，不管她起码的生存条件，孩子哪里受得了？不到两年竟被虐待致死！那年月，发生这样的事，找谁去说理？连尸骨都没有看到。所以，在后来的祖坟中，有培囝的“骨尸盆”，无雪妹的遗骸，成为“孤魂野鬼”。

    时间到了1940年，42岁的母亲又要待产了。这次，她吸取之前的教训：一个因营养不良的儿子培囝病死，一个童养媳女儿雪妹被狠心的男方虐待致死，那么，这一次生下来的孩子，不管是男是女，肯定养不活，即使暂时养活了，最终也得死。与其看着他被折磨得活活死去后哭得死去活来，还不如趁他在“招数”里不懂好坏、不知痛苦地死去省心。于是她准备，不请接生婆，事先把“马桶”洗干净，决定直接生在“马桶”里，让他“闷死”算了。虽然母亲知道，这样做未免太“狠心”了，但现在不“狠心”，从等到出生后活得更难、死得更惨来看，就会招来更多的痛心、揪心、伤心！有了两次丧子之痛的母亲，只能用“狠心”来对待即将出生的孩子。可是这样的行为，哪怕是心存慈悲，在别人看来也是永远不会理解和同情的。可惜，当年的社会环境，没有计划生育一说，否则不怀孕就没有这样的苦恼了。

   对于母亲的这种“狠心”，我小时候并不懂——既不恨，也不赞，等我长大了，别人再告诉我这件事后，我不仅没有恨，反而觉得母亲的“狠心”，从本质上来看，就是一种不一样的爱心——明知穷人活在世上，都是受苦、受罪，又何必让他活活遭罪呢？所谓长痛不如短痛，与其一辈子都处在遭罪中，不如“一了百了”。

母亲一共生了六个儿女，其中三个或病故、或饿死、或被虐待致死，留下三个存活至今（202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