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遭遇海盗

   艰难的岁月从六岁孩子身上开始考验、折磨、洗礼，那是怎样的情景难以想象。吃菜根、吃芦根（饿急了可以充饥），吃野菜，吃糟糠，吃麸皮，凡能填饱肚子都在食谱中。忍饥挨饿、受冻受凉是常态。但到底艰苦到何种程度，我的父亲因羞于启齿而只字未提。也许，穷得习惯了、麻木了，有什么好说的？再说，又不是什么光彩的事，说出来徒令人耻笑。但我从记事起就发现，父亲48岁时就患有严重的夜盲症和白内障！桌子上碗里的菜，筷子夹不准、夹不住，下水稻田拔稗草眼睛看不清，只能靠手感来区分（稗草是水稻的“天敌”，有稗草在，水稻就被欺负，因为它长得特别凶，叶子的形状、颜色与水稻一样，只是前者光滑，后者略带毛刺，有眼力的人也常常弄错），白天依稀看清路面，也是高一脚低一脚的步伐不稳，常常被拌跌跤，到了夜晚两眼一抹黑，无法出门。这是长期缺乏营养的反映，用今天科学的解释就是饮食中缺乏维生素A致使视网膜杆状细胞没有合成视紫红质的原料而导致夜盲症，还有当年的白内障也没有手术这一说，即使有，哪有钱来住院手术？以致在后来白港种生田时，八岁的我，用绳子拉着他的小车为他引路，也让父亲省力些。可见，父亲的夜盲症就是从小饥饿折磨、严重缺乏营养造成的。

    艰难的童年，艰辛的少年、艰苦的青年成了父亲寄人篱下刻骨铭心的记忆。同时，童年的贫苦，少年的受苦，青年的吃苦——这“三苦”注入人体，就是最强的“免疫力”——抗压力，以后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和压力，都不在话下。所以，当父亲刚刚进入成年年龄时，决定离开这个“家”，离开崇明，到外面去闯一闯，指望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可是，一个目不识丁的文盲，“大”字不识马马撑，“不”字不识鸡脚爪（崇明方言），又没有任何技术，没有任何专长、特长，靠什么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呢？

      父亲到了十八岁那年，算是成人了，有了独立思考的他，决定摆脱那种“寄人篱下、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窘境，毅然决定走出养父家，走出崇明到外面去闯一闯，搏一搏。他肯定想过，与其在这穷乡僻壤窝囊一辈子，不如看看外面的世界，若碰上运气，说不定还能咸鱼翻身。这一年是1917年即民国六年。

    这一段“外出打工”的历史，父亲也从未提起，是后来遭受了一次强盗抢劫的惊险经历才从别人嘴里透露出来的——

    原来父亲离开崇明时的具体规划和目的是没有的——也就是走到哪算到那，哪里有饭吃就在哪里落脚。崇明是海岛，外出必定坐船，当年没有轮船，只有木船或 “机关船”。我推断，搭乘“便船——行风船”的可能性最大，因为机关船要花钱的。我不知道他乘的是哪一种船？但他到江南某个地方是肯定的。从现在的地图上看，那就必须坐船到浏河港，或者到浏家港上岸，上岸后沿江一直往西，看看哪里可以留下来混口饭吃，于是，一路往西走来到了白茆地界，在小镇上，大声吆喝着把自己当劳动力出卖，被当地的一户地主看中收留了下来。那情景、那场面，非常凄惨！想一想江南话与崇明话有很大的区别，如果念过书，可以“洋泾浜”讲几句，至少能听懂一半，可父亲是一个文盲，一口崇明土话谁听得懂？肯定是连讲带比划加手势，才让白茆人听了个似懂非懂，那场面更是何等的尴尬？要不是为了生计，谁愿意在人生地不熟的陌生街头卖命地吆喝？当年父亲的“应聘”苦头吃足，为啥？地主要的是劳力，首先“面试”的就是能挑几百斤、能扛袋粮、能肩几个包？可以想象，十八岁的小青年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重担压在肩上，是啥滋味？但是，再重的担子、再多的袋子，父亲也要站得起、挺得直！不站，没有活干，不挺，没有饭吃！这一关父亲咬着牙通过了。其次要考验的是，农忙季节自不必说，平常里还要看你干杂活勤快否？手脚干净否？忠诚老实否？这一关，父亲顺利通过——从小吃苦耐劳，从小无怨无悔，从小寄人篱下的生活，养成了他唯唯诺诺、憨厚老实的性格。两关通过，“招工”的地主满意了。说得难听一点，要让地主满意，就得像奴才一样能干重活、累活，能听训话、能服管教。

    在地主家干活，有专干农忙时的“忙头工”即季节工，也叫短工，像父亲那样农忙农闲都干的叫长工。

    就这样，父亲在白茆留下来为地主打工，可以一年回来一次。

    长话短说，父亲得到地主的信任和“重用”后，除了吃饱外，每年准予回家一次，还能有一点赏钱和谷子，算是工钱吧。

    那是打工的第三个年头的冬天，从来不回崇明的父亲，却要回家了。父亲把三年积攒的三块银洋钿横包竖包密封后藏在贴身的布袋里，再用针线小心翼翼地缝好，唯恐漏了、丢了，外罩一件破棉袄裹住，腰间用稻草搓的绳子一扎，寒风吹不到里面肉身，下身着老布裤子，脚穿一双自己手工编织的蒲鞋（在以后的岁月里，父亲大都这样穿戴），还有大概两石玉米，一担挑到白茆海边后，等待有开往崇明的“行风船”。

     所谓回家，哪来的家？父亲想了，自己已经二十出头，迟早总得成家，就拿这些工钱和两担玉米作本钱，回崇明后，在老宅基（已被洪水已摧毁）的附近，选一块大潮淹不到的地方，搭建一间茅房，再干几年，有望结婚成家，一切想得美好。这不由得又使我联系到自己——1975年三月，我从部队转业，回来的第一件要事就是造房子，把全部的复员费都用在了买房建房上，一年后，老伴、孩子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家。正是这一次的歪打正着也好，深谋远虑也好，为后来继续扩大住房面积、赶上“旧城改造”、更换电梯房赢得了空间和经济条件！当年我父亲的原始想法与我一样，但结果却是截然相反。

    再说那条行风船要利用风向和涨潮、落潮的水流方向，才省时省力。所以，一直等到傍晚时分。这时，天色已晚，潮落开始，轻风吹来，正是顺风顺水好开船，这时却又有三个浓眉大眼的粗壮汉子嚷嚷着也要搭这条船回崇明。有生意做，“船老大”总是要做的，再说船老大是什么人？风里来、浪里去，生与死在浪尖上过惯的人，还怕什么？有几个粗壮汉子搭船，逆风时还能拉他当摇橹工劳力使呢，何乐而不为？于是，船老大一声令下，起锚、拔蓬、开船。

    这行风船从白茆海港起航顺着落水一路向东，大约到了浏河江面，可以一个左满舵朝崇明直插过来，不消一个小时就能开到崇明老脚，随船的五六个乘客归心似箭，有的开始整理随身所带物品，有的抽着“旱烟”在继续等待，父亲坐在玉米袋子上，摸了摸缝在贴身布衫里的碎银，一切正常。此刻天空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风也逐渐大了起来，斜浪击在船头发出叭叭的响声，浪花打到平玑（船的木甲板）上把乘客的身子淋湿。这时的情景就像元·元怀《拊掌录》里欧阳公与人行令写的：“月黑风高夜，杀人放火天”。这是江洋大盗杀人越货的好天气、好去处。我父亲哪里懂得这个道理？只想着回家就可以造房子了，现在看到浪头打来，便想躲进舱里，只听一个彪形大汉恶狠狠地高叫道：“一个也不许动，有钱的交钱，有物的交物，乖乖地交出来，保你们一个不死！”

    这条船上除了船老大外，还有三个撑船郎（水手），见强盗抢劫，乘客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便各自操起家伙，有个胆大的船工一篙子（粗竹干组成，一头箍上带箭刺的铁钩，既用作撑船，又能当打人的凶器使）向那个大汉戳去，谁知天黑看不清楚，这一戳没有戳上，反被他一接、一送、一扫，借力打力，将那个船员扫到了江里！船员落水，吓坏了那五六乘客，他们卷缩着，个个瑟瑟发抖，双手抱头，唯恐伤到自己。

    强盗见一个回合就把一名船员打翻在江里，更加嚣张，便用缴来的篙子乱舞起来，另两个强盗，一个把帆落下，一个把缆绳松开，抛锚江中，这一来，木船立即停下。

    一个船工已经落水，现在船又被强盗控制，船老大知道此刻硬拼只会弄出更多人命，只得软下来求道：这位好汉，我们上有老下有小，家里等着我们买米下锅呢，饶过我们吧！

    “饶你们可以，把所有的财物留下，你们所有的人乘备用的小舢板——滚（大船后面通常都拖着一只小山板，最多可乘十来人），大船我们用了！”

     这就是说，强盗要连船带货一起劫走！这等于断了船老大（船主）的生路，那还不拼了？于是船老大高声喊道：大家一起上，乘客们，你们帮我一起打，今天的船钱不要了！

    现在船老大和船员一共三个人，如果把乘客算上共九人，齐心合力打强盗，取胜是有可能的。然而，那六个乘客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乘船都怕头晕，哪有胆量敢与强盗交手？我父亲更是吓得不敢动弹。

    这时，船抛锚在江面上，浪头接连打来，船身晃荡得厉害，乘客中有人吐了。我父亲生长在海边，晕船倒不会，但胆子很小。

     再说那三个强盗听到船老大鼓动大家打群架，为首的强盗威胁道：谁敢动手，老子连人带货一起收拾了！

    六个乘客顷刻被镇住，吓得不敢作声。船老大却豁出去了，抡起“开山斧”（大木船上必备的一种工具，用于大风时落不下帆来时好立即砍断桅杆以应对翻船的危险）哇哇地向强盗砍去！但这些强盗个个身怀绝技，敏捷力大，见开山斧砍来，一闪身躲过，顺势踢出一腿，把船老大踩在脚下，顺手夺过开山斧！另两个船工，手里的竹篙子正要揍下，见船老大被制服，投鼠忌器，只得停止围攻。

    领头的强盗冷笑一声，晃了晃开山斧，恐吓道：“敢与老子作对，都不要命了？”说完，又把开山斧晃了晃，像对俘虏那样命令道，“快把你们随身所带财物全部上交，免得老子动手不客气！”

    这就是强盗——强抢、明盗，没有一点商量余地，对于强盗来说，赢了就是战利品。

    我父亲本来是土里土气的崇明人，对强盗的“外地话”一句也听不懂，但三年在白茆干活，接触的人多了，南腔北调，多少能理会一点大概意思。这回强盗既要财又要命，看那架势，难逃一劫。但三年工钱，两担玉米是全部家当，被强盗抢走，就是倾家荡产，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船老大硬拼已被制服，谁还敢当出头椽子？

    就这样，三个强盗毫不手软，对船上每一个人进行彻底大搜身，其中有一个刚要反抗，被强盗一脚踹到了江里，下手之狠，杀人不眨眼！

    紧接着轮到我父亲，强盗对着我父亲恶狠狠地说：脱下破棉袄！

    狗贼的强盗，知道贵重物品都藏在内衣里，看到鼓鼓囊囊被针线缝牢的袋，像发现宝贝似的叫了起来：捉到了，捉到了！

    这时的父亲看到前面那个人被踹到江里，已是心惊，哪有勇气反抗？还是保命要紧，即使前面没有人被踢到江里，也只得任其摆布搜身，可怜用血汗换来的三年工钱还有那两石玉米被被抢劫一空！

    这些强盗见财物全部到手，立即把其他人统统赶到小舢板上后，迅速起锚、升帆，一个右满舵，借着黑夜，顺风、顺水瞬间消失在江面！

    强盗总算没有大开杀戒，之前落水的两个人都爬到了小舢板里，劫后余生的十个人轮流摇（撸）着小舢板，经过十几个小时与风浪搏斗，死里逃生到了崇明陈元新港。

   后来有人传说，这是“小洋山强盗”干的。也有《上海志》上正式记载一个叫徐亚忠又名徐阿忠的人干的。这个白龙港（白龙港位于今浦东的祝桥、合庆海边。现在的白龙港建有污水处理厂，日处理污水量达280万吨，占全市中心城区污水总量的三分之一,可以说是亚洲最大污水处理厂。当年强盗出没的港口，如今成为为民造福的地方）人，说他的强盗船队经常出没于长江口和小洋山之间，过路商船有14人被徐亚忠这帮强盗抛入江中，物资被抢走。建国后，徐阿忠被人民政府镇压。父亲被强盗抢劫是发生在1920年，是不是同一帮强盗所为无法核实。当年，正值军阀混战——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和以吴佩孚、曹锟为首的直系军阀，为争夺北京政府统治权在京津地区进行了一场惨烈的夺权战争，史称“直皖战争”，皖系段祺瑞战败。军队忙于打仗，政府都处在瘫痪状态，各地官员自顾不暇，哪能顾得上强盗强杀人放火的案子？哪能管得了盗贼谋财害命？连报案、报警的机会都没有。其实 ，当年也没有这种防范意识，被抢了财物，只能自认倒霉。

    当年我父亲的遭遇是：“一场梦想皆落空，三年打工穷上穷；可恨强盗太黑心，回乡只喝西北风。”这样的下场还有脸见人吗？这样的人生还有希望吗？不，是绝望。经这一次被强盗恐吓、威胁、抢劫一空，父亲的自信完全被摧垮了——不仅精神上遭受强烈刺激，再又加上寒气浸身，回到崇明就病倒了！

   前面说过，那年大潮没时，父亲爬在屋顶上随风漂流，被张友江的父亲在一棵樱桃树旁救起，后来就在这里搭起一间草棚棚，因为当时年纪太小，不能独立生活，被张友江收养，这草棚棚一直空着。这次被强盗抢劫一空后回来，无脸见人，二十出头的青年，也不好意思再回养父家住，加上突然病倒，就呆在这间草棚里闷睡。当年生病上不起医院，全靠硬挺，挺过来算命大，挺不过来就死了。草棚棚里没有烟窗的灶，只有“缸爿”做的闷涂灶”，一烧柴，满屋子都是烟，呛得喘不过气。父亲的病就是体内寒气积郁太重，精神崩溃，连发高烧，引起肺炎，四肢无力，毫无食欲，这正好度过了无米之炊的艰难时光。趁着天黑无人看见，父亲从草棚边上出来，在芦苇荡的水沟里取来海水，烧开后就猛喝，每天要出几身大汗，大概多喝开水后起到了排毒作用，十来天后，父亲的身体地竟然奇迹般地慢慢好转了。

    身体发烧有所缓解，肚子就感觉饿了，但草棚里空空如也，又身无分文，又拉不下脸皮向邻居借点杂粮，又怕被别人看见不好意思到野外拔点野菜，只好待在草棚里等死，等死又不甘，再趁夜色在就近的芦苇荡里挖一些芦根头充饥，父亲只知芦根可以充饥，却不知还能治病。其实芦根中医可入药，清凉化瘀、解毒，可治咳嗽、除内热。这样连吃几天芦根，父亲的高烧终于退去，歪打正着，捡回了一条命。

祖父因为洪灾而家破人亡，只留下举目无亲、孤苦伶仃的父亲一个孤儿，而且当时只有六岁，想想今天六岁的孩子在电动玩具、电子画册前过着天堂般的生活，而父亲只能在饥寒交迫中过着地狱般的童年生活——有了对比，才知珍惜。

这次父亲因外出打工回乡而被强盗抢劫一空成了一无所有的孤儿，没有亲身体会的人是无法想象当时的悲惨情景的。我一直在自问，两代人的命为什么都这么苦？前者是天灾，后者是人祸，为什么天灾人祸都降临在我家头上？老天为什么这么无情地欺负穷人？老天为什么这么不公啊？没有答案，只有绝望地听天由命。

   现在是父亲走投无路最难熬的时光，既然自己没有本事改变命运，改变环境，那就幻想着、做梦着、奢望着有一个救世主来帮他脱离苦海，可是，这世上真有救世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