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就害怕过年。

大约刚刚开始记事的时候，我很害羞。过年的时候家里总是来许多客人，积木刚刚搭到了一半，往往就会被拖出来见各种各样的人。我很害怕见到他们满脸堆出的笑容，害怕听到一些言不由衷的夸赞。在衣服兜里被塞上几块硬邦邦的奶糖之后，就需要我“叔叔、阿姨”的一通对号入座地叫着。我也闹不清他们的来历和身份，也不知道他们与我有何相干。反正是老大不情愿地被表演完“董事”和“礼貌”的套路之后，便可以逃之夭夭了。好在老人家当年移风易俗搞得比较彻底，见到长辈我们已经不用捣蒜般地磕头拜年，自然也没有什么兜里的红包和脑袋上的红包的说法。也不知道中国的拜金主义文化是不是从孩童磕头领取红包就被耳濡目染和身体力行了。

每逢快过年的时候，父母总会给我买一身新的衣服。倒不是因为和喜新厌旧的通病有什么瓜葛，因为我长得快，新衣服每每熬到年底时都会变成“吊脚库”和“马甲”，而且膝盖处、肘部往往也会磨出几个十分通透的洞洞来 – 有如当下时髦牛仔服的风范。所以，小时候很盼望着大年初一能够穿上全新而略显肥大的衣服。奶奶总会戴着老花镜，用细密的针脚给我的裤腿向内挽起个一寸左右的边。快到夏天的时候，再把挽边放出来，裤腿的长短依然合适。届时虽然放出的边会与整条洗过多次的裤子有明显的色差，但是，总比头几个月裤子穿得踢里拖落的强。

上了小学以后，看着周围同龄的小朋友和小学的同学都是同一时间穿上了新衣服。我长得比他们高了大半头，跟他们同时穿新衣服总觉得傻傻的。所以到了后来，我总是把新衣服留到三月开春以后再穿，错开穿新衣服的“高峰期”。那种感觉类似今天的怕“撞衫”吧。父母不太明白其中的缘由，还夸我有勤俭节约的好习惯。

文革中因为物品短缺，买什么东西都是凭票供应，而且还要永无休止的排队。在小学三、四年级的的时候，两个姐姐都先后去东北和内蒙“上山下乡”，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去了，春节前买年货的事情自然就全落在我一个人头上。

冬天的早上天还没有亮就要骑自行车跑十几里地去周边大一些的菜市场场排队采购。猪肉、家禽、牛羊肉、豆制品、蔬菜、水果、糖果、点心、杂货等都要分别排队购买。因为置办年货的人多，商场容不下那么多人，所有的年货都搬到室外临时的大棚中销售。冬天的早上，七点钟就开卖。天还是黑乎乎的，寒风格外刺骨。大棚中灯光很暗，照在灰暗色的各式年货上，即便如此，至少还算充裕的年货依然吸引着人们的贪婪目光。

在室外排队时间长了，即使穿上厚厚的棉鞋两脚也被冻得几乎失去知觉，每走一步都要轻轻落地，否则疼的更加揪心。好不容易埃到了跟前，因为两腮冻得僵硬而说不太清楚，好在其他的人也大抵如此。卖肉和卖活禽的师傅谱最大，吆三喝四的随便丢给你什么，爱买不买；卖菜的大妈们一般都比较随和，还容得你挑三拣四。

排队买猪肉和买活禽的人最多，每一个队至少要排上一两个小时；买牛羊肉和豆制品的队也要排上半个多小时；买蔬菜则要排20多分钟；买其它各种杂货基本上排个3、5分钟就够了 - 置办齐全各种年货大约需要三个半天。每次顶着呼呼的西北风在冰雪中来回奔波，回到家时总是被冻得清鼻涕直流，手脚也要半个多小时才会暖和过来，纵然是这样，手脚也是又麻又痒的很不好受。有如此炼狱般痛苦的过程，我对过年自然也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企盼。

因为文革中父母都挨整，过节的几天家里挺清冷。每年走动的就是父母的那么几个“死党”。大家都知根知底的，我也懒得出来再“卖萌”，赶上心情大好之时我还会主动抛头露面，跟他们讨论一下看各种闲书的“杂感”。几个叔叔都是挨过整的过来人，也不拿我当小孩子看待。他们在避重就轻地回答了我的一些疑问后，总是会语重心长地教导我要谨慎、少说为佳 – 大概就是今天“低调”，不要发博客和微博的意思。

等到后来父母官复原职甚至更上一层楼之后，家里来的拜年人又开始多了起来。每到大年初三，团中央的“大领导”们总是会到“基层单位”，给“干部和群众”拜个年，以展示亲民形象。每到这天，我便早早地被轰出家门，省得领导们来了没有地方坐。我也乐得跑到“死团”（死党的预备组织）家里天南地北地指点江山一番。

当时少不更事，不明就里。直到后来经常在报纸和电视上看到这些领导人的当年不太熟悉的身影的时候才恍然有所领悟。“如果上天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引自“周星驰大话西游语录”），就兴许赖在家里，和达官显要们混个脸熟，好作为日后进步和发达的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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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以后，在国内和国外闯荡多年，很多年没有在北京过年了，西方的圣诞节又冲淡了我原本就不太浓厚的过年情节。春节成为了我一年中能够安心休息的唯一的美好时光，“串亲访友”倒成为有名无实的招牌。

母亲去世多年，家庭的凝聚力减少了许多；父亲耳背、视力衰退，精力也大不如前；大姐常驻上海，也常常不在国内；只有二姐在四处讲课之余，能够常回家看看父亲，给我们打打电话，沟通一下几家的情况。一家人一年之中也很难得有真正的团聚。

中国早已摆脱了短缺经济的困扰，大家置办年货的的兴奋点已然消失殆尽。因为怕麻烦，多年来每年我们的年夜饭都是在外边订餐，没有人再张罗着一家人一起揉面、和馅、包饺子、煮饺子、吃年夜饭的事情。一家人团聚的气氛再也不像以前那么热热闹闹、热气腾腾的了。

在外面早早地吃完了“年晚饭”（因为结束太早，实在无法称之为“年夜饭”）大家就匆匆各回各家，看那个可看可不看、不看又没得看的“春晚”了。

这些年来，年都是过得这样的平平淡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