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日是阴历的正月十八，阳历的二月十四日，也就是西方的“情人节”。每到这一天，生日都会过得有些纠结。

我们家从来没有过生日的习惯。父母十几岁时正好赶上抗日战争时期，父亲一路颠沛流离，从烟台只身跑到了大后方四川继续求学；母亲的家境要好得多，但在战乱年代也长期寄居在四川的寄宿中学。他们都远离家人，缺乏家庭温暖的氛围，因而并没有过生日的习惯。这种情形直到解放后在北京结婚和安了家之后也没有多少改变。

我小的时候每年只有奶奶张罗着给我过生日，她从来都是按照阴历算日子。每到过生日那天，奶奶中午会做一顿手擀面，给我的小碗的正中央放上一个单独斡好的鸡蛋，还滴上几滴香油。父母晚上下班回家，奶奶也不跟他们提起，因为这是奶奶和我之间的秘密。在物质匮乏的年代，这碗生日必备的手擀面当然很令我很向往和垂涎欲滴。

奶奶去世之后，我们家再也没有人张罗着过生日了。我从来也不知道阴历的日子，所以计算生日又回归了阳历。虽说如此，大家常常会把自己的生日忘掉。不过，我们姐弟几人还是记得给父亲过了“七十大寿”和“八十大寿” – 其实就是在自家的小范围内一起聚餐，开一瓶红酒，谈一谈家常，互相揭露一番小时候的糗事，仅此而已。

很多年以来我对于过生日没有太多的重视和期待。如果是小盆友，每过一次生日都会与法定的独立年龄和某些权利拉近距离，也可以进入之前被禁入的许多领域，当然值得特别的期待；作为长者，每过一次生日便是延年益寿，便是不断刷新“个人最好成绩”，也是为“东海”灌水，为“南山”添砖，当然值得庆幸和骄傲。而在我们这个漫长的中段年龄的芸芸众生来说，每过一年不过是在自己岁月的年轮上再刻上深深的一圈，与人生的终点又拉近了距离，实在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大书特书的。在我看来，对于中年人，如果不是在战乱年代，“庆生”多少是一件“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营生。

我在猜想，中年人士庆生的需求大致可以有以下几种可能性：要么是童年习惯的延续；要么是希望被家人和亲友重视的心理需求；甚至还有可能会成为向下属和管辖范围内的商家索贿的委婉的借口。我似乎与上面三种情况都不沾边，因而也没有过张罗着过生日的心理学和经济学动力。而且我总觉得，过度的仪式感和仪式控常常是“土豪”的标志。

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运，我的生日正好赶上了西方的“情人节”。原本不太重视或者常常被忘记的生日，现在总是被各种商家不断的提醒着。

这些年来西风东渐，圣诞节、情人节、感恩节、母亲节等西方的标志性节日开始登陆中国，虽然并没有得到官方的正式认可，但也颇受到入时者和年轻人的追捧，更成为商家狂欢的节日。

“情人”在中国传统的语言中最早好像是指感情深厚的友人。比如南朝鲍照的《翫月城西门廨中》诗中有：“回轩驻轻盖，留酌待情人”的词句。以后，“情人”一词就逐步过渡和驻足在在男女之间的恋人关系上，即“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意思。我理解的西方的“情人节”中的“情人”大抵也是这个意思。

不过“国际惯例”总是抵挡不住“中国特色”的冲击。随着现代社会的进化和词语的发展，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情人一词在中国已经逐渐被专门用于特定的“不被法律所承认的恋人”之间的关系，其主体似乎就是人们俗语中的“小三”。因而在西方原本很明朗的“情人节”，在中国也变得暧昧了起来 – 犹如这里雾霾的天气，好像顺理成章演化为“小三”们的法定节日。

我不太清楚西方“情人节”的来历，据说即便在西方对于“情人节”的渊源也没有统一的说辞。民间的习俗总是美好愿望的表达，与之相关的传说大抵都是后来人的牵强附会而已。传说的目的只是为了使得习俗显得“不俗”，使得流氓也显得有文化而已。我们完全没有必要考证和较真，更没有必要笃信和自欺欺人。

按照“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治国理念，拿来西方的情人节，发展东方的市场经济也顺理成章。既然教书育人可以市场化、救死扶伤可以市场化、慈善公益可以市场化，为什么爱情和生理需求不可以市场化呢？

前些年，因为业务的关系我常会在外面应酬。我发现，每逢2月13号这天，各个档次的餐厅的生意都格外火爆，其程度甚至会超过2月14号的“情人节”这天。我猜想，2月14日这天“大奶”把老公们都看得紧，“蓝颜知己”和“干爹”们都难得请假，他们只好在2月13号这天提前为“小三”们庆生，以示关怀和安抚。所以2月13号这天餐厅的生意会格外的火爆。

今年的2月14号西方的“情人节”赶上了中国的“元宵节”，我又基本上是在出差中度过。当我坐动车赶到北京南站的时候已经是吃晚饭的时间。我与一个同事在火车站点了两碗炸酱面和两盘小菜。当我回到远在郊外的家里已经很晚，没有人想到今天也是我的生日。

第二天的早晨起来，自然有一碗热气腾腾的汤圆。虽然我从小就不太喜欢吃甜食，但是这碗汤圆还是令人感到很温暖。